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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 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页)说: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辅臣的生杀予夺,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
这种施用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常规情形下,残害、施暴于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约并制裁的。在中国的专制底下,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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