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

贵族来自部落长老和武士，积累资源的无文时代远远长于人类已知的文明史，犹如参天大树的根须远比枝叶茂盛。只有在他们生长过的地方，才会存在产生文明的基础。门阀能够控制清议，士绅却是科举制造的产物。学阀积累资源，通过士族变成门阀，需要数百年时间，衰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寻租资格，只能造就几代人的富贵，然后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如果贵族是造就共同体的苍松翠柏，门阀是荫庇地方的灌木丛林，士绅就是一季一枯荣的野草。然而，即使野草也有保护土壤的功能。野草虽然取代了灌木，仍然不失为抵抗沙漠化的最后屏障。他们衰败的地方，沙甸就从枯萎的草根下露出狰狞的面目。靖康以降，大江南北就形成了草原和沙漠的尖刻对比。士绅统治的两浙在和平时期是儒雅风流之乡，在战争时期是自卫团体和复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北的碎片化小农直接面对官府或盗贼，像婴儿一样任人宰割。他们在和平时期不知礼义、不重亲情，浸淫流民文化的残忍和狡黠，以致王船山（夫之）准备开除他们的华夏资格；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京师陷落后立刻投降，毫无心理障碍地为敌前驱。

士绅的保护功能源于他们的乡土共同体，前述的岳飞并非没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出身相州的大家族，如果个人有才能而缺资金，不难指望家族的集体主义支持，但资助当然不是免费的，而是基于血缘和伦理默契的互惠关系。岳飞一旦入朝，就会提携亲族子弟做官。他若有所聚敛，自然会交给家乡的亲族买房置地。他早晚会让出朝廷的位置，告老还乡，依靠亲族安度晚年。他在朝之日，犹如乡土共同体派驻京师的国会议员，有能力为家乡兴利除弊。只要他深得朝廷信任，任何聚敛摊派的政策，甚至用不着他亲自开口就会自动绕开他的家乡，由此造成的缺口肯定会落到没有产生杰出士绅的其他地方头上，仅仅因为后者向朝廷告状的成本更高。他若在朝廷或任所有所聚敛，最后肯定会分润给家乡父老。他经常是朝廷的蠹虫和任所百姓的灾星，却总是家乡父老的恩人和朋友。士绅是宦官的天敌，因为他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宦官是汤因比意义上，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他往往有许多物质财富，但没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注定老死在宫廷，因此他肯定要为宫廷的利益剥夺地方。只有士绅才能阻止他，保护自己养老的家园。兵戈之际，只有士绅的关系网才能维持自卫队。乡里没有自己的曾国藩或赵景贤，就只能等待赤地千里的下场。没有士绅英雄的乡里如果想要改变自己注定悲惨的命运，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投资共同体的公共教育，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培养自己派驻朝廷的代理人。

当然，岳氏宗族没有严格遵循上述的经典模式。靖康之难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驱赶到南方，做起了供应军资的茶叶垄断经营，给渡江贸易的商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们留在北方的亲族从历史上消失了。金亡、元亡和黄河的几度决口都造成了当地人口的灭绝，他们幸存的机会不大。即使幸存，也肯定淹没在明太祖强制迁徙的小农海洋内了。小农散沙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士绅，也就失去了组织乡邻或亲族的凝结核。没有强有力的乡邻或亲族组织，就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就没有派驻朝廷的代理人、组织自卫队的保护人以及兴办水利、公共事业的经纪人。没有这些凝结核，和平时期土地退化、战争时期人口灭绝的噩运就无法避免。相对聪明或富裕的人士因此尽可能离开，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凝结核。恶性循环一轮接一轮，终于将二周和孔孟的家园变成了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他们都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幸存者，除掠夺其他地区以外别无出路。他们只习惯野蛮的生存环境，自然也会用野蛮的手段对待富裕的邻居。他们的掠夺如果毁灭了其他地区的组织资源，就会将其变成流民和流寇的下一个生产地，犹如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