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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佛瑞德里希 4th

在许多人心中，“六四”是一个悲情故事。渴望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年轻人在长街上血流成河，古老帝国在政治上走向现代化的希望一朝破灭，无数流亡者漂泊海外苦苦坚持，却从青春等到白头，看不到希望。
但“六四”不仅是悲情故事。
它还是个“提出问题的人被暴力解决”的故事，它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也许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当年的口号，忘记了当年林立于广场上的“反官倒”、“反腐败”标语，只记得那淋漓的鲜血。
或者，在中共反复宣传下，索性也忘记了是非对错，和那一年的悲伤。
但忘记并不会让问题消失。
那问题仍横亘在那里，象肿瘤一样不断增大。当年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后来讨论问题的人被禁言封号，记忆不被允许，故事被一再篡改，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迎来了狂风骤雨，散作遍布全球的点点星光。
有资源也有责任解决问题的那一方，始终在逃避，假装不存在问题。
而当年曾因提出问题“被解决”的人，也仍然没能找到答案。
这个故事，未完待续。
作为一个读故事的人，我一直是把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看成“六四”30年后的续篇的。
香港人同样提出了问题，但他们没有止步于仅仅“提出问题”。包括戴耀廷在内的学者们提出了解决方案，香港社会中从政界商界名人到普遍市民，无数人给予了支持。他们试图循当时的合法途径获得解决问题必须的资源，获得足够的立法会席位、区议会议席，以实现“真普选”，在“解决问题”的漫漫征途上踏出第一步。
只是，他们也被“解决”了。
中共就象一头守护问题的怪兽，不断吞噬着提出问题的人，不断消灭着试图解决问题的人，不论你展现多少善意，不论你怎样费尽心思表明你只想解决问题，并不想触及中共本身。
但中共不能容许你。“问题”仿佛是这头巨龙的逆鳞，又仿佛就是这头巨龙的本体。
是的，“问题”就是它的本体。
这问题就是“特权”。是肆意横行，不容质疑和挑战，不容制衡机制建立的特权。
腐败从来都是由特权滋生。
而特权，让上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只能唯唯诺诺的特权，是中共这种坚持伤害链逻辑的政权面对亿万民众获得安全感的唯一凭恃。
但特权，上级的为所欲为，下级的唯唯诺诺，也是让中共这种本就缺乏治理能力的政权在社会治理工作的技术性不断增强的时代，不断因“胡折腾”把事情办砸，把自己持有的资源白白浪费掉的直接原因。
在我看来，“六四”不仅是个悲情故事，不仅是关于青春、希望、公义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关于问题的故事，一个本应在问题被提出后，走向各方为寻求解决方案展开合作这个方向，却因中共的镇压戛然而止的故事。
在我看来，“六四”需要纪念，但需要的不止是纪念。
这个故事需要的是回到正轨，是回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上来。
而这个问题，就是特权，是怎样在中共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怎样避免在中共因特权的弊端把自己胡折腾死之后，亿万没找到过答案的民众，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怎样建设。
是怎样建设起和中共以及历代皇朝不一样的国家，怎样让法治取代人治。
是怎样让习惯了帝国模式的人们学会并习惯新的政治模式，学会现代文明国家的国家治理和秩序维护。
解体中共国，建设新欧洲，是我的答案。
以上海独立和香港独立为起点，以上海的华洋共治和香港的恢复荣光为锚点，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建设为基，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在各族各地独立建国后，形成互不干涉又互相扶助的新兴国家集群，在中华沦陷区实现渐进式的、分区分块、逐步推进的社会转型，是我试着提出的答案，是我为“六四”和香港“反送中”故事提交的续写。
邓小平错了。
面对“六四”学子，面对提出问题的年轻人，他害怕了，他担忧局势失控，他害怕中国再次陷入混乱，而在新一轮混乱中共产党会失去政权，他会失去已有的一切。
他为什么害怕？
因为他以为提出问题的年轻人是在索取他手中的特权，是在寻求对他生杀予夺的权柄。
因为他只懂得“特权”，只懂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状态下的形态。
伤害链逻辑造成了邓小平的思想局限。
但是，从1989到2019，这个故事的真正内核，都是提出对特权本身的质疑，是寻求对权力存在形态的改变。
是寻求把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框”进法律的约束范围，是建立制衡机制。
35年了。
人们寻求的不是报复，不是破坏，甚至不是所谓“平反”，人们寻求的是答案，是容许建设者享受建设成果的制度环境，是由更文明的制度环境保障的美好生活。
人们寻求的是建设的机会。
当你读懂了这些，你才能真正读懂“六四”鲜血背后的悲伤，那些一心成为建设者的年轻人，在试图为建设创造一个足够坚实的制度起点时，在刚开始“提出问题”时，就被迫匆匆告别尘世的悲伤。
勿忘“六四”。
这条标语我见过许多次了。
但我希望被记住的不要只是悲伤，只是鲜血，只是遗憾。还有遗愿，还有当年那些建设者的热情，还有他们提出过的问题，留在褪色照片中，留在遗像和墓碑上，也留在后来者眼眸中的困惑和追问。
我希望在故事的结尾，我们能拿出建设的能力，用建设的成果，用新欧洲的美好现实，给他们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