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荡群阴 on Nostr: ...

明祖的军事体制以府兵为蓝本，企图永远维持唐初的廉价战斗力。然而府兵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鲜卑、杂胡阑入部落散沙化的中间阶段。制度设计可以不顾“法的精神”和文明季候，武断地将互不协调的部分剪切黏合，本身就是“史后之人”丧失历史理解力的证明。朱元璋的宪制设计充满了这样的喀麦拉 [229] ，甚至企图一面强化亲藩封建，一面细化行省吏治，招致了众多不必要的混乱和牺牲。最后，吏治国家的精神战胜了所有的不协调成分。府兵和亲藩都沦为宪制的赘疣和阑尾，朝廷回到雇佣兵的轨道。明代的雇佣兵比宋元更加廉价而软弱，动员体制完全瓦解，战略弹性损失殆尽。这是他们驱逐聚敛之臣的必要代价，使明廷的灭亡比宋室更加迅速而血腥。

成祖能够动员大宁和辽北的部落武装，推迟了军事集团的衰落。洪熙、宣德以后，皇室只能依靠太监的辅弼。正德宪法危机开始脱离社会轨迹，斗争双方都对卷土重来的流寇世界置若罔闻。嘉靖宪法危机围绕礼法和继承权展开，仅仅具备投机和反投机的小团体意义。万历宪法危机不是王安石变法的翻版，只具强化洪武财政纪律和行政考核的意义。由于洪武宪法没有给财政压力留下回旋余地，强化纪律根本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张居正鼓吹“祖宗家法”，只是一个争取政治正确的旗号。只有例外的聚敛才能保证太仓积银的计划完成，来源只能是洪武政体忽视的利源。从张居正本人施加的实际压力看，他其实是指望勒索吴绅的经营性收益，冒充追补拖欠的田赋。这种掩耳盗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然需要招徕小人或投机分子，触发了东林党人的反动和张居正本人的身败名裂。东林党和吴绅关系密切，以预防第二个张居正为辞，滥用舆论监督的特权，激起了上游和北方士大夫的反击。明廷在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中步入天启、崇祯两朝。最后，只有满洲人才能隔离和保全你死我活的双方。顺、康两朝要求明臣将过去的仇恨留在前朝，在新君的麾下咸与维新，成效并不显著。许多所谓的文字狱其实源于辽东汉军和十八省生员、鲁绅和吴绅的相互陷害，斗争各方都想借满洲君臣之刀杀人。康熙帝坚持他的族人并不是迫害的主动者，自有其道理。

终明之世，尽管有强制移民的充实和轻徭薄赋的保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有强制移民的破坏和吏治国家的隔离，北方的社会生态仍然每况愈下。英宗以后，黄河、运河地区就已经恢复了金末、元末群盗如麻的状况。明朝中叶整理水道的成功，对朝廷和百官是意味着福音，对百姓则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和更重的负担。十三世纪的北方沦为人为的蛮荒，正如汉魏六朝的江南存在自然的蛮荒。大运河发挥了类似豫章─浔阳贡道的效应，在沿岸港口制造了“刚果殖民贸易站”的繁荣。临清、通州宛如小江南，百里之外就是梁山的世界。京师的职能就是汲取江南的财富，维持朝廷百官和九边将士的开支。长江以北、运河以外、长城以南，朝廷视同化外。只要叛乱规模达不到威胁边防和贡道的地步，就等于没有发生。等到叛乱越过阈值，镇压和挣扎都已经没有用了。

两浙和江西的经济文化在本朝中叶越过其历史抛物线最高点，湖南和两广尚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段。闽越粤在号称倭寇的海盗贸易战争中，丧失了融入体制的最后机会，将种子撒向南洋，为古老的华夏保存了另一次别开生面的机会。母体的作用就是释放种子、保护种子，以己身为肥料。爱自己超过传统的母体一定会死，诅咒不是为种子牺牲，而是吞噬儿女后死于异类的未来。晚期东亚帝国或近世（伪）华夏就是这样的怪物，通过大一统主义的吏治国家，一口一口吃掉了本应遍及更大世界的种子，然后孑然一身等待绝望的暮年。此前、此刻和此后，古典华夏、希腊、希伯来和英格兰却把种子撒向世界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