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性质，作个最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我国大多数乡镇的地方武装部所掌管的枪枝一样，只要有“敌情”或有其它任务之时，才发放给民兵。一俟“敌情”消除或任务完成，枪枝随即被收回锁在武器库中。
而 “四大自由”亦一样——因为它从来是当作一件政治任务下发给民众的 。而政治任务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随即被收回来去了。如果这时人们还想闹“四大自 由”，轻则是目无组织纪律，重则是“与党唱对台戏”，乃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风”如此；“反右”如此； “四清”如此；“文革”如此；“批林批孔”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
所 以，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是典型的“钦定有限自由”——这个自由必须是最高当局决定给予，下面的群众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然而，一旦政治任 务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随即被收了回去。
在 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不过是绝代权谋家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其政党开展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七年间，每当民众享 有“四大自由”权利之时，没有一次不是在毛泽东及执政党发动政治运动期间。
所 以，“四大自由”的矛头，历来只能针对党的敌人和党所打击的对象。或者只能针对毛泽东党内的政治对手。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人民为 敌！”而如果有人将矛头对准党，对准毛泽东，对准社会主义，必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在“文革”之中有无数的人因言获 罪，其中不少被处重刑乃至死刑，遇罗克、张志新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李悔之：揭开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和“人民大众民主”的本质
图1：1967年大鸣大放大字报
图2：1967年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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