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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犬一獒

二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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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8 05:23:07

毛尸的最初处理
毛去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以供吊唁和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只需进行一般性的遗体处理。於是，毛在中南海的住室兼病室，改作了临时太平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被连夜召来。他们从毛的股动脉向遗体内灌注了两升福尔马林，以防腐烂。
遗体保存15天，意味著追悼活动结束後，毛的遗体将被火化。中共政治局这个决定，应该说是符合毛的意愿的。毛生前号召火葬，1956年他带头，在关於领导人死後遗体火化的文件上签了字。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天，中共政治局又改变决定，要对毛尸作永久性的保存，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子孙万代永远瞻仰”。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包括了华国锋、叶剑英，也包括了江青四人帮。这班人究竟为何朝令夕改，内情尚待披露。
搞政治的人改变主意容易，却给医务人员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李志绥当即表示，遗体永久保存根本就办不到。1957年，他随同毛去莫斯科，瞻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两具遗体看起来很乾瘪，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烂了，只好用蜡来代替，斯大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的防腐技术先进况且如此，毛的遗体又如何能保存呢？他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说：“连钢铁和木材都要生锈腐烂，何况人体？怎么能不腐坏？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听到中共政治局改了主意，也都怔住了，纷纷说：“这不可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李志绥说：“现在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先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结果，只查到一篇论述较长时间保存遗体的文献。其要点是，在死亡後四到八小时内，往遗体内灌注福尔马林。按体重不同，用量大约为12升到16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饱满就可以了。但是专家们对此没有把握。李志绥请示华国锋，华说：“政治局现在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於是，专家们给毛的遗体继续灌注，为了确保不腐烂，一共用了22升福尔马林。结果毛泽东的脸肿得像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像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像他本人的样子了。
毛的服务人员们看到毛的外形大变，十分不满。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说：“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面对巨大的压力，有的专家吓得几乎虚脱。李志绥忙说：“身躯和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於是，专家们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子，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个年轻医务人员用力稍大，把毛右面颊的表皮擦掉了一小块，吓得混身发抖。多亏了有经验的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在破处，总算看不出来了。
经过揉挤，毛的面部肿胀消下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还是很粗。毛的服务人员又来看，认为还肿，但也将就可供瞻仰了。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王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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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7 07:43:37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间惨剧，这个悲剧掩盖了五十多年。当时，报纸、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极力掩盖。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发出了零星报道。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
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说我的《墓碑》是造谣。政府还将它列为禁书。从香港是不让带过来的，带过来就要没收，所以我也只有这一本，我带不进来。
这么一个惊天惨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挨饿。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杨继绳：1958-1962—中国大饥荒
(在燕山大讲堂的讲座
时间：201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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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5 04: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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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么龌龊地滚动到今天，期间真正有所谓“开明”的时间总和也不到百年。来自俄国的共匪在邪教加持下更是把这个粪坑里的蛆虫搅得天翻地覆、发扬光大，成为人类文明洼地中最肮脏、最腐烂的沼泽。刘小波说，需要三百年的殖民才能…

2024-09-14 07:19:15

毛时代对社会控制的八大招数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爭一抓就灵”。
此文转自中国战略论坛,作者不详.标题为本人所加 ——-大音稀声
1 [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新闻较以往开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灵。老百姓知道的内幕多了。自然不满也多了]。
. 2 [行政控制]
.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3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总之：“阶级斗争”越来越“异化”了—-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不过，实用价值很大—-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对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镇压起来缚手缚脚）。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4 [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①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②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爭一抓就灵”。
③斗爭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爭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④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
5 [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①“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②“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③“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④“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这种模式已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此为对平民“分而治之”术。借鉴的是印度“种姓制度”]。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
. 6 [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
[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毳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余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即“领导阶级”）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
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低保），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
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
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
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阅读宣传教育类报刊与听单位领导作形势报告。那不是新闻只是宣传教育）
所谓“信息不对称”—-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论为“权力与分配成正比，与透明度成反比”。）
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话说：“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
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
所以社会安定了。
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权钱分离。老百姓之间有穷有富。当官之间也有穷有富。乱了。令许多人不满]。
——————
. 8 [个人崇拜]
.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毳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毳亲”，“三忠于四无限”，“毳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毳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avtdsyvr63peaiqcylljmfpeqq/production/c36caca28eaccb52e66b73d16343cfaeb78ebc573476eb0ed76dd19b99965c81.JPG

2024-09-13 05:36:10

在那个国家是一切，人不过是账目上的一个数字的年代，有的人是被故意饿死的，把口粮给能干活的人。冯客综合各种资料的结论是，有4千5百万人属於非正常死亡，被饿死和死于暴力成为显著特徵。
冯客说：“食物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选择，有人在决定谁可以吃，谁不可以。”
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一些开会睡着、干活迟到、身体虚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人的人，是被饿死的，因为不许他们去公共食堂吃饭。
冯客：“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
在湖南，一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他的父亲被干部强迫把儿子活埋了。这个父亲几个星期后死于内疚。有的人因为偷一个土豆被头朝下吊起来，背上还压着石头。
冯客介绍，当时中国买了苏联很多设备，到期要付帐。周恩来先说：我宁可不吃饭，也不欠债。邓小平说：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毛泽东的理论：先发制人，被谭震林在下面讲话时解释成：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
柬埔寨红色高棉当年杀害的人有2百40万，冯客说，那只不过相当于中国安徽省阜阳地区死亡的人数。
---荷兰学者谈他的新书《毛制造的大饥荒》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g6evsd45pzt3eehx43wegzkl4q/production/a9d0fab7a45eb3aee6cc171d9125c059eee00afd7c60443f4160050f2a2567f5.JPG

2024-09-12 08:08:05

- reply

你怎知柏拉图的事儿就是真的？还不是有人执着地记录着？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干下去，不管是傲慢还是固执，那都是别人冠以的形容词，何必在意？

2024-09-12 06:35:28

毛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了没有？
《世界经济200年回顾》（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教授）显示，在1952～1976年期间，中国大陆GDP增长162%，人均GDP增长62.2% ——这样的发展，，似乎，确实应该热情赞颂,,
可是，当我们放开眼界——视线稍稍离开这个视点，便会马上大惊失色——
其间（1952——1976年），当中国大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62%之时，我们的邻国日本增长了549.2%，韩国增长了604.1%，大陆的同胞兄弟——台湾地区增长了684.9%！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较量中一直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此期间，苏联仍增长了199.5%，南斯拉夫长了327.2%，保加利亚增长了280.2%！
贫穷落后的拉丁美洲的巴西增长了402.9%，墨西哥增长了332.3%！
最贫穷落后的非洲的科特迪瓦增长了333.9%，埃及增长了265.5%!
若比较人均GDP，毛泽东的中国则更加“无地自容”。
1952——1976年，当中国人均GDP增长62.2%之时，日本增长了396.7%，台湾增长了310.7%，韩国增长了306.4%！
拉丁美洲的巴西增长了402.9%，墨西哥增长了332.3%！
非洲的科特迪瓦增长了98.7%，埃及增长了111.7%!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增长了117.4%，南斯拉夫增长了232.5%，保加利亚增长了215.8%！
一目了然，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外国较量，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在全世界大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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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1 05: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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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历史也会淘汰那些罪恶的承载者，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只是时间问题。

2024-09-10 02: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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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罪恶进行清算，那么同样的悲剧就还会重演。

2024-09-08 22:00:15

“四·五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四·五天安门事件”。然后华国锋一粉碎“四人帮”，他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
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
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
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
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Ｏ一卡车拉走的。
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
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
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
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
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ＯＯ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远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
“洒泪。”
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四月五日深夜，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段。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
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前，他曾用同样的问题问王洪文和邓小平。王说：“全党会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邓粗声粗气地说：“军阀混战。”毛泽东欣赏邓的回答。现在王洪文楞了一下，拾起了邓小平的牙慧，轻声答：“军阀混战。”
毛泽东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张玉凤服侍他吃药，他抚着她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在延安，下雨天，打雷闪电。电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都说，电打不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电打不死我，病能打死我。”张玉凤把药勺朝它嘴里放。嘴唇哆嗦得太厉害，药洒了。
晚上，毛泽东想看电影。张玉凤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一部新片子，《难忘的战斗》。因为毛泽东患病，今天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南海门诊部的护士长。电影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个城市，列队入城。群众挥舞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护士长忽然觉得有一股潮气从旁边飘来。她望望毛泽东，大惊。毛泽东的脸上挂着两道晶亮的泪痕。毛泽东哭了。
护士长注意到，毛泽东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来。护士长问：“主席，你怎么了？”
银幕上，一群青年学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毛泽东指指银幕，问护士长：“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解放时护士长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也确在欢迎之列。毛泽东这么一问，她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哗地一下淌出来。她点点头：“有我。”
毛泽东也点点头。从他脸上扑过来的湿气更大。远处，又响起轻轻啜泣声。是张玉凤。跟着张玉凤，其他工作人员也哭了。毛泽东的眼泪感染了其他人。其他人的哭声反过来又感染了他。他，铁腕统治中国数十年，妻子儿子死了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现在渐渐抽泣出声了。
他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竟用手捂面，泪水顺着指缝流。全场哭声响成一片。电影无法放下去了。张玉凤和护士长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上帝以一个“生”字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死”字统统收回。天安门事件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摘自刘亚洲：《广场——偶象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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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7 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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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爆发时，中国仍处于内战后元气大伤的阶段。中共非但没有把有限的力量用于建设，反而把大量金钱投入到韩战中。1950年中共预算中，军费占41.1%，建设费占25.5%。1951年，军费达52.64亿元，占总支出的43%，建设费用只占28.7%。1952年军费比率略有下降，占32.9%， 1953年占34.2%，但其绝对数量都大于 1951年[注四]。
苏联居心叵测，一方面支持中共出兵朝鲜，让中共火中取栗，希望中共和美国人打下去，另一方面却把质次价高的军火卖给中共。中共1950年后借了苏联34.85亿卢布，其中多数用于购买韩战军用物资。直到1965年，中共才还清苏联债务的61.4%[注五]。在1959-61年三年”人祸”中，估计有4000-6000万中国人饿死。但是，满载中国粮食和物资的火车仍不断开往苏联。
慈禧太后因讲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就被批倒批臭，被视为卖国罪人。但是，慈禧太后仅仅是说说而已，中共才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真正实践者。从这个角度讲，韩战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北冥鲲：揭穿“抗美援朝”的画皮

2024-09-07 11: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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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狡诈，一生处于阴谋和阳谋中，从他的著作中，不是很容易看出他的真正性格。但毛泽东的文章中，也有他的真情流露的时候，我不是研究者，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手头没有毛泽东的书，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有两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个要在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痞子的形象，活灵活现。对那些社会上的得宠者的打击和羞辱，使毛泽东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毛泽东的恨，妒的情感在文章中得到充分的发泄。另一处是在49年，天下到手时的暴发户的心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独裁，别了，司徒雷登等近十篇文章，那个时候可能是被压抑的太久了。小人得意至少不再遮拦。这些文章的痞性十足，是真正显示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第三个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给江青的信，那封信即使作过手脚，但有关老虎和猴子的内容，不会是其他人能够写出来的，也没有人敢用毛泽东的名义写这样的话，这封信即使有作假的可能，也是毛泽东参与的作假。信中老虎的狂妄和猴子的猥琐，也应该是毛泽东的真实心理的描述。在文革中，毛泽东已经被塑造成为神，毛泽东的所有的敌人，几十年来，前前后后都败在他的脚下，但这时的毛泽东，仍然是摆脱不了，他内心深处的猴子的自卑。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自卑，使他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甚至是疑神疑鬼，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整肃他的接班人的根源。一半的毛泽东会以为没有天下非我莫属，另一半的毛泽东会觉得这个天下是他偷来的，狂妄的毛泽东会认为，人民群众是他的看家狗。而自卑的毛泽东当然也就不相信别人会真正的拥护他。
想弄清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并不十什么难事。我叫毛泽东为痞子王，弄清了一般的痞子的心理，也就对毛泽东的心理了解的八九不离十了。
，，，，，，
毛泽东对城里人，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西化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恨之入骨。同样是出于阴暗的自卑心理。一句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会对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受了窝囊气的毛泽东，勾起多少新仇旧恨？年轻的毛泽东当然喜欢别人崇拜他，他也可以接受别人反对他，但就是不能容忍别人轻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被视而不见，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忍受的，不论是对狂妄的毛泽东，还是对自卑的毛泽东。轻视都是对他的最大伤害。
年轻的毛泽东，在逆境中，充满了仇恨。一个极端狂妄，同时又是极端自卑的毛泽东的矛盾心理，贯串他的一生。一个与天，地，人，不停的斗争的一生。一个最后和自己的影子斗争的人。一个因为狂妄，仇恨而斗的一生，一个因为自卑，多疑而斗的一生。
---张鹤慈：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2024-09-07 11: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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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研究，对他的青少年成长期，几乎是空白。而这正是他的个性形成的时期。对毛泽东的研究，基本都是从政治方面着手，而从心理分析着手的不多。毛泽东的性格，在毛泽东的整个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些研究经济，政治的学者，常常忽略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因素。
毛泽东的年轻时代，是一个才华，能力非常强，而处境可能非常不顺的人。多次的挫折使毛泽东成为边缘人，反社会者，对毛泽东来说，改造世界和改变个人的处境合而为一。毛泽东的出身，处境，能力，使他成为一个异常狂妄，又同时有着浓厚的自卑心理。（而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人们没有给予多少重视）作为社会的边缘人，毛泽东对社会，对成功者，对他向往而又拿不到的一切，是充满了仇恨。毛泽东一生的斗争哲学，就是他一生充满仇恨的必然。
---张鹤慈：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2024-09-07 11:28:52

润涛阎:毛泽东为何不见他唯一的孙子？
到目前为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毛泽东非常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根本就谈不到生儿子的事，那孩子的亲生父亲是韶华的情夫、大将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是当年邵华在北大时订了婚的未婚夫，被邵华的妈妈棒打鸳鸯强行拆散后被迫嫁给了呆傻毛岸青，但二人藕断丝连）。毛泽东能容忍儿媳妇出轨也是属于无奈，但不可能接受与毛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毛新宇为孙子，当然不能与他见面，一旦见面，就等于接受了这个孙子的身世了。二是毛泽东爬灰，毛新宇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他没有脸面与名义上是孙子事实上是儿子的毛新宇见面。
先谈第一个解释。
如果从貌相上看，不论是鼻子还是嘴型，毛新宇都与毛岸青没有关系。不论是脸型还是鼻子以及嘴型却与徐文伯接近。大家去古狗毛新宇的视频与他姑姑（徐文伯的妹妹）的视频，俩人说话时的神态与表情都一模一样。毛新宇的眼睛甚至下巴也酷似他姑姑。毛新宇与他姑姑的鼻子都是窄、厚；而毛岸青的鼻子是宽、薄。
再谈第二个解释。
读古书的毛泽东知道两点：
一是：手心代表心，十指相扣手心相贴，代表心心相印，便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说。
二是：历史上的皇帝基本上把乱伦不当回事的。拿毛泽东最佩服的帝王李世民来说，李世民杀掉了亲弟弟李元吉后便把李元吉的王妃占有，还非常宠幸她，差点把她升为皇后，被大臣们制止了，说你占弟媳妇也就算了，还把她升为皇后，你就不怕被人笑话？后来武则天入宫，被李世民称为“媚娘”，11 年后，他把武则天转给了他儿子李治，成了儿媳妇。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媳妇，被唐玄宗霸占过去了，属于爬灰。只读线装书的毛泽东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看待的，所以，在他内心里霸占儿媳妇并不是耻辱的事，古代帝王对此习以为常。
第二种解释虽然与“毛泽东跟儿媳妇十指相扣毫不忌讳”的事实相符，但解释不了为何在毛新宇出生六年的期间里毛泽东不看一眼自己的亲骨肉。
如果那时候有DNA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要求做亲子鉴定的话，如果毛新宇是徐文伯的儿子，那毛泽东至死不见孙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无法接受与毛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那是徐海东的孙子。这跟抱养的孙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是偷情偷出来的孙子，读古书的毛泽东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然而，那时候并没有亲子鉴定技术，而且毛泽东不相信有人胆敢给毛家男人戴绿帽子。
毛泽东认为，毛新宇是他儿子
毛泽东到了晚年才有了一个唯一的“孙子”，如果他从来就没有跟邵华有过肌肤之亲，他不可能对这个孙子是谁的后代不搞个一清二楚的。他一定要问毛岸青的医生，毛岸青到底有没有性能力？如果有，为何结婚10年后才有了毛新宇？邵华是有保镖的，所谓的勤务员，邵华见过谁，二人在一起待了多久等信息保镖是不敢欺骗毛泽东的，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年轻人心中比皇帝还令人恐惧。也就是说，如果毛新宇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绝对有能力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把自己唯一的孙子的来历搞个一清二楚的。为何毛岸青当毛新宇喊爸爸时大怒：“谁是你的爸爸！”
不是说毛泽东不许别人给毛岸青戴绿帽还搞出个孩子，而是说毛泽东一定会搞清楚是谁给他傻儿子戴了绿帽。再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不在乎谁给毛泽东的儿子戴绿帽，他一定在乎他唯一的孙子到底是不是毛家的血脉。是，还是不是，是毛泽东必须搞清楚的首要问题，而出轨本身倒是可以原谅的，毕竟嫁给一个呆傻是女人的极大不幸。事实上，精通权术的毛泽东根本就不需要调查邵华的警卫或医生，他只要当面问及韶华本人，只看邵华回答问题时的表情，便当即知道毛新宇是不是毛岸青的儿子。如果不是，到底是徐文伯的还是张文伯的，就无所谓了，反正一个守了10 年活寡的女人有个情人也是人之常情。邵华能骗得过毛泽东？她一张嘴，毛泽东就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撒谎。连这点功夫都没有，毛泽东怎么可能玩弄亿万人民于鼓掌之上？
所以，唯一的可能便是：在毛泽东眼里，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认为没有人胆敢给毛家人戴绿帽的。那为何毛泽东不认为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孙子？且听下面的探讨。
毛泽东为何非要给呆傻儿子娶媳妇？毛泽东早就清楚毛岸青没有性能力，是不能娶媳妇的。否则，他早就给儿子找到媳妇了，不会等到儿子37岁才找媳妇。毛泽东在农村长大，又是一辈子读线装书，他脑子里都是古代帝王那一套。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当父亲的如果不能给儿子娶上媳妇，那是最丢人的事。打一辈子光棍的儿子，死后也要找到“阴婚”，就是要花大钱买死去的未婚女人，两口棺材埋在一起，便是完成了给儿子娶媳妇的使命了，否则，当父亲的死都不能瞑目。
一句话：如果毛岸青有性能力，不管他多么傻，多么呆，毛泽东早就给他娶上媳妇了。唯一的解释：当毛泽东的亲家母张文秋（毛岸英的丈母娘）把小女儿邵华介绍给毛岸青时，毛泽东突发奇想，他认为这是了却自己当父亲给儿子娶媳妇的一块心病的机会。毛泽东是见过这位亲戚的，因为邵华一定到过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那是邵华姐姐的家（毛泽东是邵华姐姐的公公）。当毛泽东而非毛岸青与邵华见面谈论婚嫁时，毛泽东把邵华的手握住久久不放开。毛泽东用肢体语言告诉邵华：名义上你嫁给的是儿子，事实上你嫁给的是老子。毛泽东会当面告诉她，江青因为卵巢癌到苏联做了卵巢切除后，性激素不再分泌了，也就等于化学阉割后的中性人，从此二人便分居。邵华突然间明白过来了，她名义上嫁给的是一位呆傻，而事实上嫁给的是一位伟人。本来毛泽东就与毛岸青住在一起，以后更没必要分开了。外人无法知道内情的，唯一害怕的就是江青。
毛泽东答应邵华不许江青随便搬入毛泽东的家，只能永远分居。这样，邵华便在很多场合公开与毛泽东十指相扣，即使是照相的时候也不忌讳。因为读古书的毛泽东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皇帝乱伦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打从江青与毛泽东分居，毛泽东就没有过固定的性伴侣，按照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说法，是他给毛主席介绍女人，大都来自文工团的年轻女性，先跟毛跳舞，然后临幸。张玉凤到毛泽东的专列成为毛泽东身边的固定女人则是邵华进入毛家两年后的事了。
这是为何棒打鸳鸯后的邵华心甘情愿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呆傻毛岸青的唯一合理解释。过来人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22岁的女孩嫁给比自己大15岁的37岁男人，是极端稀有的，因为这种婚姻行为根本就不被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只有红墙内才时髦。邵华与徐文伯在热恋时被老妈强行拆散，还要她嫁给与她毫无感情也无法互相交流思想的比她大15岁的呆傻，如果没有毛泽东介入，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她要么自杀，要么极力抗婚。而邵华恰恰相反，当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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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7 11:26:32

“文革”段子：林彪的眼睛瞎了
老陶在邮政局工作，年轻时就喜欢集邮。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邮票一应齐全，特别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合影，就有七张。江青为林彪拍摄的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同样是七张。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邮票，也有七张。
1971年9月3日，林彪的“三叉戟”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后，老陶拿出自己的集邮册，用自己的钢笔把林彪的眼睛全部涂成蓝颜色，四个伟大的题词邮票，全部用钢笔打了叉子。睡了一夜，想想还不保险，就用钢笔尖把林彪的眼睛全部扎瞎了。林彪的草绿色军装，也被染成了蓝墨水的颜色。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林彪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邮票开始城(成)几何形式的升值，一个邮票贩子找到老陶要买“文革”的邮票，特别是林彪在天安门上的那张。老陶拿出自己的集邮册，给购买邮票的人看，购买者说：“你的邮票一分钱也不值。”
老陶说：“你胡球扯。”
购买者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的邮票上，林彪的眼睛全部瞎了，就一文不值了。”
老陶很是怅惘地说：“不涂行吗?我怕斗争啊。”
---@海上一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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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2 03:52:12

毛泽东自幼深受具有典型的中国民间色彩的佛教文化的熏陶。母亲文七妹，是一个虔诚信佛的人。《毛泽东年谱》上说，毛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母亲患病后，毛四处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摆在堂屋中的神龛顶礼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课。
1959年6月，毛回到故乡，在上屋场的故居里，当他看到在堂屋供奉的神龛时，对神龛作了个揖说道：“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毛泽东拜倒在秘密撒旦教徒马克思的脚下。马克思所著，集“共产主义幽灵”（马克思语）歪理邪说之大成的《共产党宣言》，毛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拜读又拜读，直到幽灵附体，走火入魔。毛自称“《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毛还曾宣称，自从1920年接受了马主义后，就再没动摇过。至此，由有神论到无神论，由信神到不信神，由敬畏天地到战天斗地，在毛的大脑中，发生了基因突变。也就是说，他由一个虔诚的佛性少年，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笃信马克思共产主义无神论的魔性青年了。
---毛泽东的两件荒唐事
作者: 掸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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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6 06:25:11

毛喜欢看戏、看电影。但他只在中南海里点戏，《李陵碑》、《打渔杀家》、《法门寺》、《贵妃醉酒》、《钓金龟》、《霸王别姬》等等，是他常点的戏。看电影，不仅看“文革”时期的故事片，如《创业》；也看“文革”前的故事片，如《游园惊梦》、《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等，甚至看外国和香港的电影，如《宫廷秘史》、《红与黑》、《云中落绣鞋》。“文革”时期禁绝“封资修”作品。毛却在欣赏这些“封资修”，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令人意外的，还有毛的食谱。除了每顿饭必有鱼和辣椒外，孟列出了毛泽东经常的菜谱：红烧甲鱼、胖头鱼、蒜泥白肉、麻酱茄子、苦瓜炒鸭子、鱼翅、燕窝汤、西洋参汤、沙拉、豆腐乳。两餐之间，喝点麦片粥、炼乳。吃水果，一般榨成果汁。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葡萄、西瓜等。即便在今天，这也绝非一般人水准的食谱。毛还有三名专为他做饭的厨师，一名来自北京饭店，专做西餐，两名是中南海的厨师，专做中餐。
---韩钢：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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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6 06:22:59

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想必都还记得“大跃进”初期全民参与的热烈景象。实际上，“大跃进”是由多种形式、接二连三发生的运动系列组成的，例如“除四害”运动、“讲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群众性诗歌运动与美术运动、宣传“三面红旗”的文艺活动、“大炼钢铁”运动、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等等。那时真做到了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热烈参与大跃进呢？根源在于群众运动诱发了人的表现欲。人往往愿意通过语言和其他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与特性，从而获得社会承认，这是最深刻的人性。极权社会壁垒森严、僵硬死板，人们的表现欲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政府规定的极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共产党的“群众运动”打破了生活常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尽管表演的主题和方式都被严格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对于亿万民众来说，那毕竟是一个可以自发参与和表现自我的大好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只要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就行，至于表现的方式和主题倒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更少有坚持己见而甘于寂寞的勇气。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一切，它通过多年的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大多数民众。它借助于广播、报纸、各类标语等宣传工具，再借用大会小会等仪式、红旗彩旗等道具与歌曲音乐等，把全中国变成一座大剧院，营造出一种吸引人参与各种集体活动的社会氛围，并将“阶级敌人”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这样一来，所有社会成员都会感到自己倘若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就会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另类。我们切不可低估人的表现欲，别以为只有精英与自命不凡之辈才有此欲望，芸芸众生就没有表现自我、争取承认的追求。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是，他总是有意识地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正因为历来缺少机会出名露脸，一旦获得这种机会更觉得新鲜刺激，格外来劲。由于当时的中国是高度封闭与价值一元化的社会，一点小小的出名都能使人感到大大的得意。例如前面讲过的“放”假“卫星”的例子，“红光社”“放”假“卫星”出了名，在当时那种氛围中，“和平社”的人就沉不住气了。当时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人自然也有，但是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人对自我表现表示淡漠。不过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你不上台唱自有别人上台唱。共产党搭了台子，不发愁没人上来表演，也不发愁没有观众。进入改革年代之后，人们才省悟到当年那种种“积极表现”，纵然不是害人害己，起码也是枉费精神。但我们若因此而去批评人的表现欲却没有意义，因为那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性。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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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6 06:20:49

季有心:云雾里的哭声
周秉德所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有一段文章很有历史价值，，转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用嘶哑的声音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中共高级干部躲起来偷偷地哭鼻子，周恩来不是第一人。笔者记得的就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从文革中的小报上看来的。这场哭发生在文革之前，在文革中被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揭发”出来，,叶正光是在聂家长大的，他在批判聂荣臻的大字报里揭发，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几位元帅（记得他提到了刘伯承、罗荣桓）下山回到北京，在聂家聚会“抱头痛哭”。
另一次发生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是当时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大闹怀仁堂时发牢骚自己透露出来的。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碰头会上，谭老板冲着中央文革的人发火：“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最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说：“我也哭过三次。”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听：“要造成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元帅之哭到副总理之哭，再到总理“九•一三”之夜的嚎啕大哭，都说明这种政治局面不要说老百姓没有福气享受，就是在最高领导集体内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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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坐上了第二把交椅。此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在毛前面几十年如一日低声下气，连李志绥医生看在眼里都有点瞧他不起。周恩来何等明白之人，当然知道人家会怎样想。但是正是凭着这委屈求全的姿态，虽然失去了莫斯科的保护，亏得有刘少奇这堵墙承受了毛的大部分斗争锋芒，他总算过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日子。当年为了同“机会主义头子”周恩来、王明斗争而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反而成了周恩来的挡风墙，这恐怕是毛、刘、周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
于是，经过了五十年斗争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内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只站着两个人物，周恩来面前的那个对手，信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他的斗争原则是——用林彪替他总结的话来说——“一旦得罪，得罪到底”。所有他想得罪的人，不管是因为向他挑战，或者仅仅是表示异议的人，张国涛、王明、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没有一个不一败涂地。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这恐怕才是纪登奎听到的那“一阵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的嚎啕之声，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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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6 06:18:16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临死前撰写了一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洋洋洒洒两巨册近千页，从头至尾都在愤怒控诉毛泽东。
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1981年1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被“特别法庭”判刑17年。据看守人员反应，吴法宪是林彪死党中态度最为谦卑者，凡见人必呼“首长”，进门必喊“报告”，在庭审中有问必答。然而他口服心不服，郁结在胸中的怨气全部倾注入74万字的回忆录中。
他说：“我15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吴法宪说，出庭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警告他：在庭上可以发言，但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罪名，否则要判重刑，所以他“下了决心，不申辩，反正申辩也没有用。”然而，判决后，他对所列“反革命罪行”耿耿于怀，认为“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辞。这20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这样的证据……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颜昌海：林彪“死党”吴法宪视野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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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4 05:24:01

在他主宰这个国家的27年里，他切断了这个民族3千年的经脉，在他的中国站起来的之际，首先是传统中国到了下去，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梦想的宪政中国人间蒸发了。在资讯相对发达的今天我们知道毛氏政治在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并不鲜见，但把一个人的抒情政治和精神统治发挥到极致的境地他可谓独步天下。
一个几亿人的民族集体参与了人类史上最壮观最荒诞的政治梦游，在农村他们消灭了传统文化的载体――乡村的士绅阶层，这一农村精英阶层是维持中国社会伦常的基础;在城市，他们消灭了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西方文明的载体，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人群。毛泽东既毁灭了过去又击杀了未来，于是只有空前绝后的催眠大法才可以驱动这些已经没心没肺的行尸走肉了，这种人间奇迹在1968年他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登峰造极。
这是政治心理学的永恒素材，是集体歇斯底里的经典案例。对底层民众而言，毛泽东时代肯定是三千年历史中最禁欲主义的时代，是以抽象的拥有精神手淫，而事实上全民无产阶级化的时代，他们对社会财富的拥有实际仅限于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最低限度，而且身份世袭罔替，这些特征一言蔽之：国家公奴。
毛泽东的实验证明了，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在某种气场条件下，人类的思想改造几乎如同物理实验，偌大一个文化古国一时间真是毛泽东工具主义实践的大工厂。
---历史座标中的毛泽东
作者：朱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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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4 05: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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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颜昌海：从经济到政治，毛泽东体现“最坏者当政”

2024-08-24 05:10:19

五十年代，反右以前，也就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上海的菜市场好的出奇，不要说黄鱼、带鱼、虾仁，就是甲鱼也满地爬。但是从反右后，大跃进开始，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买肉买鱼要凭票，就是凭票也没有虾仁、腰子、猪肝这些东西了，都是一些非常不新鲜的猪肉和烂鱼，而且要天不亮就要去菜场排队，才能买得到。
东西哪里去了呢？不是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产量翻倍吗？
我当时正在上高中，我们在政治课上向政治老师提出来了，政治老师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女性，共产党流行的列宁装穿在她的身上，中间的带子紧紧束住，别有韵味。说实话，我有些怀疑她是大老板的小三，这些人在刚解放时，纷纷改门换户，嫁给刚进城的老干部了，她们一般都很有教养，讲起共产党刚解放时的理论来很有魅力，而且我认为她们是真相信这套救穷人的理论了。
政治老师咬定产量是真的增加了，市场上见不到东西是因为工农翻身了，过去光有钱人吃，现在工农也要吃，所以东西就不够分了。
我们都不相信他的鬼话，因为工农的工资也没有增加，怎么过去不吃，现在突然吃起来了？再说现在是市场上虾仁这些东西根本消失了，不是人多买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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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我到了美国，在大学学习，住在我邻屋的是一对学经济的夫妻，他们家庭都是从南京军区来的干部子弟，有一次谈话时谈到国内生活时，他们说他们家虾仁都是市场特别送来的，多的都臭了，他们经常倒掉。
写到这里，几十年的谜终于揭开了，不是虾仁没有了，也不是工农吃了，而是直接送到共产党干部家里去了。喂了狗肚子了。
---清炒虾仁
作者: 格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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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4 05:05:53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为此，林立果建议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泽东拚个鱼死网破。9月7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透露了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林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指林彪)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毛泽东代号)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有办法的。’”在事后被公布的林立果言论中，人们发现林立果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如他认识到，毛泽东文革时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就是变相劳改，高层政治的实质不是如何领导人民过好日子，而是部绞肉机，互相残杀。
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指林彪)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然而，出于对母亲叶群的仇视和对弟弟的不满，林立衡最后还是充当了林彪家秘密的告密者。林彪出事后，林立衡接受了三年的审查，其间她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审查解除时，她的头发掉了一半，牙齿掉了6颗。她终生未要孩子，就是想替父伸冤。
据林立衡回忆，1971年9月7日下午林立果对她说，现在情况很紧急。今天早上，把周宇驰(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参谋长)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首长抱着老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8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9月9日1时，林立果、周宇驰、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在上海动手，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的专列。不过毛泽东早有提防，此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将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外面还搭了一个棚子。10日午饭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到上海，18时10分，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地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并派人守护机场附近的一个油库——据内线报导，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有分析说，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李伟信很可能就是毛泽东的内线，他被抓后第一时间提出要找汪主任，即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
9月11日22时，林立果接到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电话，说毛泽东中午离开了上海。林立果认为，按照惯例，毛泽东在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他还有动手的时间，但9月12日毛泽东刚到北京，林立果就得到了消息。林立衡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原来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打草惊蛇的。
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马上告诉林立果，林立果当晚飞回了林彪居住的北戴河。12日18时左右，带林彪外逃的飞行员潘景寅接到去北戴河的命令。他曾给毛泽东开专机，是业务过硬的人。12日21时50分多，林立衡向中央警卫团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胁迫林彪走，她请求周恩来阻止他们上飞机，周恩来答应了，并立刻汇报给毛泽东。当晚，叶群安排林立衡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放两场电影。22时30分左右，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通话半小时。周恩来事先查到山海关有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先说没有，马上又改口说有，“是我儿子飞来的”。据邱会作回忆，叶群说：“101（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什么时候起身？”“今晚走，准备空中走。”周恩来以安全为藉口阻止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周恩来还提议自己先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极力劝阻。这时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封”飞机了。当时周恩来给全国机场下了禁飞命令，同时灯火管制，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命令，谁也不许起飞和降落。周恩来还把林彪的亲信如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栓在自己身边，不许他们跟叶群联系，这让叶群更加慌了。
据林彪的警卫长李文普回忆：“大约23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连外衣也没有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几分钟后坐“大红旗”走了。轿车开出后，遇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拦车询问车到哪去，他们好随后跟车保卫，但叶群命令车冲过去，差点撞死大队长。中队长一见此情形，忍不住举手朝司机就是3枪，他忘了大红旗是防弹车，这时李文普趁机下车，还自己朝自己开了一枪，因为他不想跟着逃走。
多年来，定案林彪预谋叛逃的惟一证据就是林彪警卫处长李文普的一句揭发，即林彪上汽车后问了一句“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而与李文普一起受审者说，李是在得到保留军籍及待遇的承诺后，才写下这句关键性揭发。林立衡曾哭求李叔叔说一句对历史负责的真话，李文普一个劲流泪，始终没开口。
根据高文谦1988年春对当时负责林彪专案组具体工作的副总理纪登奎的采访记录，李文普最先的口供是：“林彪在乘车前往机场途中，曾命令停车，似有不想前往机场的意思”，但是后来在专案组的训斥下李又改了口，把情节改成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由于共产体制的信息封锁，至今人们还无法得知事情的全部真实情况。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儿、美国历史学家金秋博士调查，林彪案的很多关键证据都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销毁了，要想还原历史太难了，很多人都是站在各自角度描述同一件事。
毛泽东之所以铲除林彪，源于毛泽东是一个只顾自己的权利和欲望而无所顾忌、毫无规矩、原则的人。在毛泽东字典中，只有权力的私欲和无限权力扩张的野心，根本不存在道德原则和做人的底线。毛泽东也是利用人们对权欲的贪婪，将其所有的战友玩于股掌之间，让内部高层相互倾轧和绞杀。这，是所有人治制度或封建家天下政治制度下的不变的悲喜剧，过去的中国封建王朝如此，如今的朝鲜社会主义王朝同样如此。
---颜昌海：毛泽东与林彪互斗的政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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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3 08: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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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大跃进
1、消灭麻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2、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
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4、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5、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6、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7、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9、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0、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11、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2、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
13、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14、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5、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
16、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

2024-08-23 08: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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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对苏关系
1、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2、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3、斯大林是我们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4、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

2024-08-23 08:53:30

中国大陆就这样被毛投进了朝鲜战争
1949年3月，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韩国。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泽东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泽东说朝鲜“最好是在1950 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泽东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访苏期间毛泽东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泽东设想：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泽东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泽东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泽东，毛泽东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
金日成入侵韩国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韩国。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泽东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泽东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韩国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泽东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讨论作战方案。1950年5月13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泽东处，向毛泽东宣布斯大林同意了。当晚11点半，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回话：“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15日，毛泽东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38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
6月25日，朝鲜的军队越过38度线，侵入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于27日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8月初，朝鲜军攻占了90%的韩国。美军增援迅速赶到，9月15日在38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10月1日，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先推卸责任说：“我现在远离莫斯科在度假，跟朝鲜的事有点隔膜。”接着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的话，您应该起码派5、6个师向38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依照斯大林的命令“诞生”的。
毛泽东马上作出反应。10月2日凌晨二时，他要派到中朝边界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毛泽东在临战前，才召开政治局会议，想听听同事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政治局不是做决定的机构，而是为他提参考意见的智囊团和他决定的执行者。这次，他特别要求智囊们畅所欲言，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绝大部分人反对出兵，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对声音最高的是林彪。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半个是周恩来。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四十比一，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知道，他也曾为此多少天睡不着觉。毁了中国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最终把赌注押在美国不可能打到中国本土来。
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斯大林讨价还价。毛泽东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斯大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中国出兵“多半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泽东怕斯大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10月5日，联合国军队推进到了朝鲜北部，斯大林对毛泽东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泽东那封“暂不出兵”的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5、6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这里的“中国领导同志”显而易见是指毛泽东，提醒毛泽东朝鲜战争是他最先积极要打的。
毛泽东只是想抬高身价。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10月8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斯大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泽东发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泽东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有他的用心，让林彪对斯大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10月10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斯大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斯大林也不松口。最后，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说：中国不必出兵。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斯大林说：“算了吧！”斯大林这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明知毛泽东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泽东马上就不争了，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10月13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
中国大陆，就这样在1950年10月19日被毛泽东投进了朝鲜战争。……
---颜昌海：斯大林如何耍弄“再高明不过”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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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8 07: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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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借助红卫兵将文革推向高潮。
1967年“7•20”事件后，已达到“炮打司令部”目的的毛泽东开始对失控的红卫兵组织进行清算，1970年全国“清查5•16分子”，红卫兵成了清查重点。
林彪《571工程纪要》写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8-18 07:43:57

“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
化学家，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员。1950年回国从事石油化学研究。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1958年定为“白旗”遭批。1961年知识份子政策纠偏，萧兴奋地表示“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希望再活40年”，但1966年文革又遭批斗，1968年在遭连续残酷殴打后自杀身亡， 3天后妻、女亦自杀身亡。
萧光琰之死被工宣队宣布为“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并贴出“特大喜讯”晓喻全院，“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成立“专案组”，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株连几十人，其“经验”被列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而登上了《人民日报》。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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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7 05: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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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过去碰头会开会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搭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呈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９）
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而江青却蛮横地指责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吴法宪最后说：“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维维诺诺不敢犯颜。”（１０）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此时的周恩来还为江青办了不少私事，包括江青一些无理要求，如江青要求派人到上海抓捕当地的公安干部，周恩来随即布置派人把所谓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抓起来，并把这些材料统统收到北京。（１１）
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曾四次背着周恩来私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自“九大”后对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专门诽谤和攻击周恩来。邱会作回忆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作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１２）
中共“十大”召开前，周甚至只能作“造反派新秀”王洪文的辅佐人。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导演，江青亲自上阵的评法批儒事件，更使周恩来陷入空前的危难之中，若非检讨及时，自我作践，以及身患不治之症，周恩来还真有可能过不去这个坎，,
“二月逆流”中的叶剑英、谭震林和陈毅，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以及后来搞了整顿的邓小平，都曾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过斗争，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毫不留情地赶下了台，林彪甚至还命丧异域，唯独周恩来却总能全身而退，因为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江青这伙人是不能随便触动的，一旦触动了红朝女老板江青这个“文革”图腾，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那么在毛泽东眼皮底下一天都混不下去，只能招致自己的迅速毁灭，周恩来当然明晰这层利害关系，这也就是周恩来极尽“保持晚节”和顺守之道的根本原因。
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１３）邱会作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者和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他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非常具有史料价值。
---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2024-08-16 05: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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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６７年夏季开始到１９７２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８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１９７２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王年一先生说：「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　严家其认为全国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　王力说：「我是作为５１６头子被打倒的。但是项目组审查了１２年多，没有查出我同５１６有任何关系。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１５００万『５１６』分子。」
---《新发现的周恩来》

2024-08-16 05:50:37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鲁迅遗孀许广平做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
“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地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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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5 0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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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为毛一个人服务的
梁漱淇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淇的话，虽是一家之言，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
在中共高层，唯一能言行如一，真正做到对毛泽东「驯服」的只有周恩来一人。造成的原因则是周恩来对于自己的错误定位。周应该首先是共和国８亿人民的总理，其次才是毛的部下和助手。恰恰相反的是，周后期把自己定位于毛的臣子，而且还是愚忠的那种，所以才会对毛唯唯诺诺，卑躬屈膝。
广义的来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的来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革」时，周是毛的第一帮凶。　周恩来不花功夫理国政，把精力都用在为毛出鬼点子整肃其对手上。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已，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对于周恩来来说，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因此周是忍毛之辱，负毛之重，顾毛之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同时被周恩来「忍」掉的还有人民的利益，或者是说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周的倾力相助，毛能折腾不起来的。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中国第一人」，周在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作用。强权，都是周和与周类似的人捧、惯、纵出来的！从「反『反冒进』」以后到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政治生命的完结，对于毛泽东的每次倒行逆施、出尔反尔，周恩来都是尽量配合。仅以林彪为例，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旨意，苦口婆心的劝诱林彪骑上虎背。但是当毛林翻脸之时，周恩来则坚决的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的时代，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历史不能假设，谁也无法回答。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表态：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这就是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无条件的紧跟毛个人，不管毛本人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表示质疑过毛的对错。中共政权形似一个「金字塔」。毛泽东是「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其它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周恩来也是其中的一位。周恩来也知道自己的权力都是来自于毛本人，这也是周要紧跟的一个内在原因。
周恩来在建国后，不仅在自己正确的情况下做检讨，而且经常以顾全大局的名义劝别人向毛泽东投降。客观的效果则是周帮助毛制造了党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分裂，无论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还是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并不反对文革，但是在历史上，周有几次都是靠批前任一把手而巩固地位的。特别是当毛对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做得的报告怀有深深的恐惧时，周就不能不遭到怀疑。周恩来对此也非常明白。当毛泽东越是临近人生的终点，周恩来存留心头上的恐惧越重，因为毛泽东为了杜绝周恩来式的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打倒。所以，周恩来就得时不时的向毛泽东表态，让毛泽东感到放心，以示自己的忠诚。例如在１９７２年毛泽东突然晕厥又苏醒过后，周恩来第一句就是「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啊。」周恩来挖空心思想的的并不是国家、百姓，而是如何讨好毛。但是这身后秘密报告之事，却不是毛泽东在生前所能控制的。毛能做的是消灭一切可能的人选。而周恩来则是最可能的人选。因此，无论周恩来如何做，都不可能让毛泽东感到放心。唯一能解除这一双方都恐惧和担心的死结那就是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周恩来对此或许是明了的，至少在１９７５年夏季就曾经表示了厌世的想法。
---《新发现的周恩来》

2024-08-15 04: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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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位不合格的总理
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大量的谎言构成的体系下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之一。在历次违反宪法、违反《党章》、违反人权而发动一轮一轮的清洗整肃当中，毛泽东无疑要负首要责任。但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应负相应的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破坏法律、党的制度上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之命保护一些老干部的作用，也远远大于周恩来所被后人称道的那些修修补补。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的主要作为不是灭火，而是保障整个国家的良好运作。
所谓的没有周恩来，中国（包含文革）的灾难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是赤裸裸的谎言。因如果法律的尊严得到保障，党的制度不受到破坏，即使没有周恩来，老干部也会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
作为政治人物，最值得后人用来评价其政绩的是两点：１：政治遗产（包含国家上层政治制度，还包括基层老百姓、社会组织的民权）２：民生（老百姓的吃穿温饱，文化教育）。
在毛泽东带头破坏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时，周恩来不是阻止毛的做法，而是忠实的执行了毛的错误指示。因此周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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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周恩来除了唯一一次对毛泽东说不外，从来没有对毛泽东谏言过。即周对于毛没有过正面的实际有效的制约，或者做的只是婉转的协调，细节上的协调，对于毛的决策基本上没有有效影响，甚者大多数是照顾毛的面子进行个别的「遣词造句」（例如在１９６１年把「整顿」改为「调整」）。作为总理，更应该从源头上去影响一个国家，即对毛的决策施加影响，而不是在毛做出决策后进行小媳妇似的「修修补补」。从源头影响决策，是大的智慧，因坏的政策导致民不聊生，再掉眼泪，非常虚假。人祸比天灾更可怕。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周恩来根本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完全的异化。周恩来没有什么需要委曲求全的。因此，说周在文革「顾全大局」「只是说了些违心话」是解释不了的周的。因为异化的周恩来只能为毛是从，是周对于毛的认识上的缺陷，而非周性格上的缺陷。
，，，
异化的周恩来，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毛泽东，因此在几千万人的冤魂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在周恩来一手导演下，以吹捧毛泽东为主题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就出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恐惧已经渗入到他的血液、骨髓里面去了。
周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了什么？周恩来留给后人的，无论是政治制度上的遗产，还是在中国经济方面，不是乏善可陈，而是遗祸无穷。这已经为真实的历史所证明。而周恩来的这种不作为完全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证明。
一直被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周恩来保卫老干部的例子就是那张著名的十三人名单。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也未能逃脱被抄家的命运。无奈之下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正如胡平先生所认为：但是在法律被蹂躏的时代，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又由谁来保护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否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事实上正是对制度的破坏，才使得所有的人都置于有可能被迫害的局面。正如崔卫平先生论述到：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个打倒老干部的决议，尽管内心多么不赞成（笔者注：笔者并不认为周恩来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保了张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长级而副部级呢？你保了党内的要人而党外的呢？中南海住满了怎么办？你保了上层而下层呢？在下层发生的并不比上层更不残酷，许多下层的工人农民也一样迫切地需要保护呢？他们怎么办？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来亲自一个一个签字、画押？人命早就没了！早就人头落地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

2024-08-15 04:30:04

为晚年毛泽东特供电视节目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6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1976年7月16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摘自《钟山风雨》第1期作者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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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4 05:53:46

1958年大跃进设想的2000年的上海
这是从陈丕显1958年7月25日在上海新华分社座谈会上与新华总社社长穆青在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规划”的2000年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的上海的面貌，整体成提纲如下：
吃的方面，凡是重要的路口，原来设立饭店、点心店、茶水点的地方，早上自动有人把客饭烧好，米饭和几种面食做好，放在保温桶里，谁路过的就可以进来吃，看到吃得差不多了，就从旁边的预留的小仓库里拿出一些原料来烧好，给后面的人吃。原料怎么来呢？因为公社和公社之间的价值交换被打破了，因此城乡差别也没有了，郊外的土地里的菜和猪，都自动有人杀好、切好、摘好，自动就近送来。
穿的方面，玲珑五色，男女服饰的差异极大缩小，基本上都是涤纶面料，棉布面料不要有了。
住的方面，原有的石库门以上等级的房子，凿去一些封建和资本主义内容的装饰后，继续可以用；新造的工人新村到了一定时候有了多余，加上家庭的取消，今天住到这里，明天住到那里，住个几天，用的东西自动消毒好，破掉的被子和日用品可以去万能机器那里自己制造或者领取。
用的方面，大致是原来的工厂解散后，留下几个万能机器，你要点什么东西，去看看有没有；没有的当场又造不出来的，写一张大字报贴在门口，请会做的人来做；要是看到机器需要的原料短少了，就近的人自动带一些矿石、再生利用能源放在万能机器的仓库里。会造某样东西的人相帮造出某项大字报上所需的东西后，写上注释，或当场向其他人解说。
行的方面，脚踏车给小孩用，大人一律用三轮机动车，这样油料节省；老人因为吃了长生药，寿命不断延长，开车100岁也没有问题，1958年时候的中年人到那时候照样有力气劳动。火车自动化无人化，好像流水线一样在全国来回走，也不要钱，长距离旅行就靠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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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3 07: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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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平反过程
「林彪事件」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中央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揭发林彪、叶群的「反党罪行」成了他们光荣的任务和义务。
贺龙的妻子薛明自然属于知情人。作为主管林彪一案的周恩来派出的老徐、老齐找到薛明的当天，没有忙着让薛明去看医生等，而是急不可耐的让薛明揭发叶群。
薛明讲述道：他们呆了半个月，薛明讲了半个月，事后，他们先回去汇报去了。目的达到了，他们就走了，是因为要先回去汇报。结果薛明后来做火车回来，连飞机都不没有的坐。但是这个事情竟然被说成是薛明虚弱的连飞机都做不了了！
薛明被带回北京之后，就落进了迟群的手。看守薛明的张鲁妮告诉了薛明真相，是要审查薛明同叶群的关系。　
薛明同其子女的团圆是因为其子女写了信要求的，并不是周恩来主动提供机会的。贺晓明回忆道：因为临产，回到北京。姊妹三个相聚。聚首的当天，含着泪写了封信给周恩来，要求打听薛明的消息。第二天，周恩来就派人来，带他们见到了薛明。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把文革整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头上，主动提及要解放一批人。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事后，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项目组一办（笔者注：实为二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却吃了闭门羹。　为何？谁在主管项目组？是周恩来。是周恩来没有告诉二办负责人可以把贺龙的材料给蒋润观。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９日（原文如此，据笔者根据不同材料推断仅是２月底，具体日子不祥，因为１９７３年的２月并无２９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地与邓小平、张春桥谈活。据张春桥的记录，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值得提出来的是，《贺龙年谱》以及《贺龙传》在此处的描述是不准确的，指责张春桥没有向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插话：「一个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在贺龙去世之后四年之后，毛泽东仍对贺龙带枪一事仍然耿耿于怀。
１９７４年９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毛泽东病并且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是谁在核对材料？是谁当时主管整个「翻案」工作？是周恩来。
---《新发现的周恩来》

2024-08-13 07:11:12

周恩来的责任
高文谦在其著作《晚年周恩来》如此评论道：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贺龙的）报告正（都）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评，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宋永毅则说：「（周恩来）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
根据杨成武的说法，当时贺龙项目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项目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项目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项目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
试想，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把证明贺龙无罪的材料上报给毛、林呢？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
可以看出的是，这里面透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所以要同当时的背景联系起来，如果单纯的看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二，当时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只能左，不能右，你说又多少人又会有多少程度的去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呢。更不要说有时候既使没有这些问题，都要去编造。
１９７５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却不知周恩来本来并未有意去参加这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批示才去的。
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７个躬，这些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把多少不知内情的人欺骗一生？
---《新发现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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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1 06:35:42

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小输家
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三年时间，朝鲜死亡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之下。但是由此拉住了中国这个大金主，金氏王朝得以延续下去(现已三代)。
中国：大输家
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还有欠苏联的巨额军火债务，死要面子活受罪。且现有解密文件已表明，美国从从来没有进攻中国本土的计划，“保家卫国”纯属胡扯。当然，金日成在中朝边境来回流窜(中国默许)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报复。
美国人：大输家
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花钱无数，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大赢家
把中朝顶到第一线去硬拼，它躲在后面看，不仅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国还在勒紧裤腰带(都快勒成麻花了)偿还苏联的军火钱。
日本人：大赢家
战后美国高度重视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日本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梁木生：朝鲜战争的最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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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1 06:29:09

“老子反动儿混蛋”
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学生。文革开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友琴说：“来看我的靳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影， 1966年她曾经是（习近平的语文老师）。哦，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66年他还是个孩子嘛。陈秋影是他的老师。她特别跟我讲，那年的夏天，（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打了。为什么？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以外，他们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也被打了。她特别来跟我讲这件事，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了以后，当然很痛苦，还问过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当时陈秋影也就是毕业才六年的一个中学老师嘛，所以她说她也回答不出，只是安慰安慰，就觉得……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王友琴表示，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秋影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个好孩子，没有学坏。
王友琴说：“据说还把他去游了个街，但这个老师说她没看见，只是听说。但打他（的事）习近平跟她（谈过），他们两个人讲过的。她说后来她到福建去看他（习近平）还提起这件事。就说习近平挺客气，她去福建嘛，所以这个老师就老强调，她就觉得他还是好的孩子，就是他也没跟着人家学坏，因为八一学校后来也有一个托儿所的人自杀了。”
---《文革受难者》作者王友琴专访：
反人类的红卫兵运动不容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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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0 06: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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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甘德霜：大逃港与墓碑

2024-08-10 06:13:37

为什么要逃港？
《大逃港》作者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深圳宝安县委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当局开始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甘德霜：大逃港与墓碑
图：逃港罹难知青在美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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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8 07: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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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２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４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２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０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１１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１９８７年１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2024-08-05 08:28:46

毛泽东的策略
１月２７日和３０日，江青再次借「走后门」问题攻击叶剑英。
继叶剑英在１月３１日因为江青在讲话中严厉指责「走后门」问题而向毛泽东检讨之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江青在讲话中提及走后门问题，相当不策略。早在唐闻生、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大会情况时，毛就表示不满意。这正如毛在回复叶剑英说写：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丝毫没有对江青等要大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满，反而是怕冲淡了主题。因此，江青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
毛泽东后来对「批林批孔」表示肯定意见的时候，对此问题有过深刻的解释：「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虽然毛泽东自己也有「走后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三箭齐发」不可以，只能有「两箭」：即批林和批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偏离运动的方向－－要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周恩来附带着叶剑英（为了批军队）。走后门只是小问题，不能「冲淡了主题」。
检讨之后，江青又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江青此举会导致「修正主义」，而是提醒江青要注意大事，不要偏离「主题」。
果然主题随后被突出。１９７４年４月，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总理是什么人？总理还是我们的人么？」
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走后门问题」制止「批林批孔」运动，反而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对于江青因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参加而反对邓小平去联合国一事，毛泽东也对江青提出批评。江青或许感到气馁，而致信毛泽东。　４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同一日覆信两封，表示鼓励，而且满足了江青的要求。
毛泽东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第二封信中，毛泽东说：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于是江青也就只好振作起来，冲锋陷阵，还要准备好继续替毛背「黑锅」。
---《新发现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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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2 06:25:30

鄧一輩子靠別人吃飯。他自己獨立指揮過的戰役只有兩次：落荒而逃的左右江暴動，和不堪回首的中越邊境戰爭。淮海戰役呢？毛下決心，粟裕大將指揮實戰；「總前委書記鄧小平」清閒得很，你懂的。毛健在時，鄧獨立主持過的工作也只有兩次：他當小組長的反右，和他當「副帥」的大煉鋼鐵，結果都慘無人道。由此可見，毛說鄧「人才難得」，是虛晃一槍。林彪死後，毛叫鄧復出，總得有個理由，死不認錯才是令毛放心的真實理由。
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長期在陳雲和鄧小平之間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樹鄧，要在七一紀念會上講一篇話，要我幫他忙，起草個稿子。薄對我說，「要在全黨樹小平。中國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當然得幫忙。但鄧矮，若用「巨人」字樣，難免有朝一日變成笑話，加深一波和小平間的歷史隔閡。我寫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薄很高興，同意，就這樣講了，後來傳開了。
但是我錯了。中國的改革，是千百萬人自主權的部分恢復，用不著也不存在什麼總設計師，更何況兩年後，鄧小平親手殺死了改革。
什麼是改革？我認為，就當時的中國而言，說千言萬語，不如說一句話：改掉毛澤東。毛把中國人捆死了，改革就是從毛澤東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不改革，中國人，包括共產黨，統統得憋死。這道理，鄧小平不是不懂。
鄧小平和改革的關係，不談則已，要談，必須全面地說兩句話：他支持過改革，他最後扼殺了改革。
趙紫陽分析得透澈：鄧有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和四個堅持。兩者的關係，我想，鄧是以黨為體，以改革為用，改革為了救黨。穩定就是黨。穩定壓倒一切就是黨壓倒一切。黨認為必要，就有權調動坦克，殺掉改革，理直氣壯反人類。
殺了改革，如何救黨？南巡講話指明了出路：在黨權壓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允許和鼓勵不擇手段發財。不擇手段發財，當然繼續借重「改革」的大名，實際上是各盡所能，為所欲為，按照權力，爭奪戰利品。其後果，當然是無權者必窮，有權者可富，權小則小富，權大則暴富乃至腐富。不可一世，蔚為奇觀，是謂「讓中國摘掉貧窮落後的帽子」，是謂「崛起」，是謂「富強」，總之是創造腐敗的奇跡。
現在的腐敗，頭上生瘡，腳底流膿，誰負責？周永康負不起，江澤民也負不起。只有鄧小平負得起。
---鮑彤: 論擺脫陰影改掉鄧小平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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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2 06:15:20

毛泽东镇反杀人如麻
《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一文则有真实的记述。镇反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底。文章引述当时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全国共抓捕二百六十二万余人，杀了七十二万两千余人，教育释放的仅三万八千余人，其他判刑或管制。其中五十四万三千余人是在运动开始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五月杀掉的。文章说毛泽东杀人杀到“失控”后才紧急剎车。三个月杀五十多万人，用“杀人如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开放杂志｜凌锋：谁来抢救《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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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1 04:47:27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第22章强调，毛在党内加速推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过长期观察、决定把毛作为中共领袖团队的核心之后。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极其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生存发展都离不开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物资和政治支持。“大老板” （毛对斯大林的恭称，《毛传》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树特树成中共的领袖（最高的组织权力）加导师（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力）。
从具体操作看，毛泽东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为党内“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后塑造自己为“列宁唯一忠实的继承人”的方式为蓝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里每日在教会学校受训，特别注重以神学正统的方式改写苏共党史，以确立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权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权：“历史有时候需要被纠正。”于是他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8年起成为苏共的“可兰经”，凡不符合它的理论解说和党史细节，皆为异端邪说，做到了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其它共产党也必须随之起舞，此教程马上在延安发行中译本。读它仿它，毛终于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的斯大林。
---丁学良：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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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1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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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直追溯到1925年12月1日毛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一文——此文后来被当作毛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第一证据而收入《毛选》四卷列为首篇，其开场白即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早就领悟了如何发现和发明“敌人”的技巧——在发现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得想办法“发明”敌人。俄文原作者经过对照那时的中国统计资料，发现毛泽东文章中“所有的数字都只是粗估，甚至毛说的中国全国人口四亿人也是信口开河……纵使如此，这篇文章会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质”（《毛传》第12章）。
一点不错，毛泽东把500亩的标准砍掉一个“零”，本来不够激烈的斗争立刻激烈了许多倍。等到“八七会议”后不久，他上山当了部队政委，就在井冈山地区强行推动这一斗争策略，把周围农村斗得血泪横飞，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因为该地区的经济生态被毁得无从恢复，养不活他的部队了（《毛传》第15章）。
------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
——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下）
作者: 丁学良

2024-07-31 07:58:22

在1927年4月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把那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地主”界定为“拥有五百亩（82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毛对此激烈反对。因为他看出来，这个理性的标准对于“发展阶级斗争完全不适当”，阶级敌人太不够了。
可是毛在当时的党内领导层仅位居第32名，也不再兼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他无法可施。在同年8月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上，他提出的方案是减少一个“零”，把“大地主”界定为“拥有土地五十亩以上的，超过于此的土地通通没收”。这个门槛从500亩猛然降到50亩，巨大效果立马显示出来（《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第14章）。
毛泽东的论证极富政治智谋，他说：如何对待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即小地主——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里所说的普通农户、自耕农，是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中共五大刚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民协会则要停止工作。”只要把500亩的标准缩减成50亩，就可以导致许多原本不属于“阶级敌人”的小土地所有者，马上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毛传》第13章）。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阶级斗争，激化农村里的对抗，让更多的无地游民、长工和短工抱着有地可分的期望，加入有人可斗、有利可图的农民协会，直至投身于武装造反的赤卫队。
可见，在毛的政治智谋里，阶级斗争其实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尽管他常以这一意识形态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做法作论证。“阶级斗争”不是以科学考证为依据的客观事态，而是一门靠着主观意图来操纵的斗争艺术。
---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
——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下）
作者: 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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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1 07:54:54

良心
1953年，为保证粮食出口和工业发展，中共中央开始停止粮食自由买卖，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泽东说：“征粮就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农民的余粮被征收，连口粮、种子、饲料也被收购走了，多地农村开始闹饥荒饿死人，为此，有高级干部上书毛泽东，恳求农民出身的毛对农民要有“良心”，毛回答：“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随后指示：全国即使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件，仍然要征粮！
---【张东园】毛粉们不能不看的毛泽东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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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1 07: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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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右派
1957年反右运动，北京大学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有8人先后被处决：
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70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1970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76年被处死；
物理系学生吴思慧1970年被处死；
哲学系学生黄宗奇1957年被处死；
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70年被处决。
黄立众：安徽无为人，1956年考入北大，因批评党的政策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学籍。回乡后，因对“大跃进”以及饿死人现象不满，在当地组织了中国劳动党，撰写《致全国同胞书》，并筹备武装暴动。1961年案发后，黄立众被逮捕，1970年被执行死刑。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31 07:48:33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乐乎｜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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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1 07:17:51

天涯论坛｜邓颖超日记启封，许多人哑口无言。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主席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
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按：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编者按：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编者按：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的反应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编后议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揭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意曲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
（《邓颖超日记》自曝出以来便引发各界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其真假的争论。关于日记的真假和启封目的，部分人认为日记为真，是中央有关部门为在有限范围作党史研究而公开。另一部分人，例如周恩来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认为所谓的《邓颖超日记》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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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0 06:25:50

铁牛是曾志与蔡协民（1934年牺牲）的孩子。关于他被“送”给别人换取革命经费一事，多年前出版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有所记载（见图）。近日又读到陶斯亮撰写的文章，原文如下：
我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大哥石来发和二哥曾春华因当时的斗争环境不允许，都是一出生就送了出去。中间还有个男孩铁牛，是与蔡协民生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生在福州，环境不是那么险恶，母亲想把铁牛留下来亲自抚养，但是被组织送养给了当地一户有钱人家，换了一百大洋，用来解决急需的经费。，小铁牛不久便得上天花夭折了，这成为母亲心中难以拂去的伤痛。母亲在自传里写道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抛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然而她依然是痛苦的，即便进入老年，对小铁牛仍不能忘怀，面前经常会浮现出小铁牛的可爱模样。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xwzbvd46o3v5esmtt4csxa7fcfa/production/8811440f11c046fac6a53e489b07d47dd8807a553f87cc5c2220baa7a994eefd.JPG

2024-07-29 0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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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娶女秘书胡明
1927年5月，国民党山西党部对共产党员进行清洗时，薄一波被通缉后逃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男主人和他的女儿不顾危险收留了薄一波，帮他度过了生死关。薄一波对那位姑娘产生好感，不久结婚，并生有一女。
1943年12月，薄一波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之后，参加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延安期间，薄一波结识了比他小11岁的海南女子胡明。胡明成了薄一波的秘书。薄一波很快就跟女秘书打得火热，并多次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薄一波向发妻李如明提出离婚。起初，李如明不同意，直到胡明打掉第三胎时，李如明主动提出了离婚。1945年，薄一波与胡明结婚。
几十年后，提起薄一波换妻之事，李如明还泪流满面地说：“那时候真是豁出命去救他，什么也没想，我爸爸对他有救命之恩啊！他提出离婚实在是伤了老人家的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一个女人，他的女秘书已经打了三个胎，我不能置她的命于不顾啊！”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2024-07-29 04:54:36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刘、邓的指示，彭真指派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与讲话，分析造成重大失误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畅观楼事件”。此事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所以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他就先拿北京市委的邓拓、彭真等人开刀祭旗。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泽东大为不悦。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刘少奇可能会在他死后否定三面红旗，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做反毛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用江青的话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气。”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下定了打倒刘少奇以绝后患的决心。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实际上要打倒刘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为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找不到过硬的罪名，在党的会议上就很难把刘和一大批追随者打倒。善于和人斗争的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能打倒刘少奇，这就是依靠群众运动。文革开始后，毛利用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把全国的大学搞乱，然后他躲到外地去，让刘、邓派出工作组到大学。然后他看准时机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给刘、邓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乘势召开8届11中全会，以刘犯路线错误为借口，把他从党内第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仍保留常委），把林彪扶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后来又鼓动红卫兵多次批斗刘少奇。再后来又把重病在身的刘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刘少奇的众多老部下和支持者也被毛发动的群众运动纷纷打倒。
所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刘少奇等人在他死后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他为此谋划已久，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利用群众运动这一非常手段，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对他制造大饥荒表示不满的高级干部。“大饥荒”是毛时代的核心事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它是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极左行为的必然恶果，又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起因。“大饥荒”是毛泽东的死穴，是他的犯罪铁证，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所以毛以后的历届领导人和党的喉舌都绝口不提此事，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老贫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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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9 04: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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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初，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一个月前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的鼓舞下，11月6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15年之内，苏联将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11月9日，他也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事实上，他不仅想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还想在苏联之前，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的底气在于苏联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而毛泽东，则把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作为“万能的武器”。
毛泽东是个“只争朝夕”的人，说干就干。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麻雀虽小，可能挡住太阳的光辉：毛时代的公共决策
作者：熊卫民

2024-07-29 04:52:15

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决策模式
在消灭麻雀运动中，动员几亿民众、消灭二十亿只以上的鸟类——如此重大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提出，在极少的行政领导圈子里讨论一下后就确定下来的。他们并没有提请有关的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和咨询，也没有付诸公民代表大会予以审议和表决，而是直接就开动宣传机器，动员大量民众付诸实施，这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可谓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实施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走程序，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其时间往往非常短。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言论都可能被作为判罪证据的情况下，专家和普通民众一样，分为三种类型，大多数保持沉默，一部分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敢于耿介直言。但在所有媒体皆为官方喉舌的时候，后一类言论根本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从而能为领导人所了解，并进而采纳的主要是迎合、论证自己意向的所谓“专家意见”。他们虽然也将有关决定提交给民意机关，但由于代表们大多兼任行政职务，只是在极短的时间集中开会，而需要表决的又有极多的议案，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仔细的审核，也没有意愿作出否定的表决。只有举手通过的结果，这种表决当然也不民主。所以，所谓的征询意见，也许打着科学和民主的幌子，可实际上既不科学，又不民主。
在大炼钢铁运动、超声波化运动、三线建设、十三陵水库建设等重大事务中，也可以见到这种草率拍板、仓促上马的现象——民间形象地把有关工程称为“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把有关领导称为“决策时拍脑袋，指挥时拍胸脯，失误时拍大腿，追查时拍屁股”的“四拍领导”。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决策和办事模式。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领导人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刚愎自用，自己不懂得有关规律，也不屑向懂的人征询意见。二是领导人非常急躁，一有想法，即敢想、敢说、敢做，将其付诸实施，而不想走严格的、正规的审议程序。在这种模式之下，“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重大问题不开会”，虽然也有决策正确、效率很高的时候，可一旦做错，也就遗患无穷！
美国在1958年即成立了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独立于政府和军工部门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从科学角度对重大的公共决策进行审核和把关。1962年时中国科学家在广州会议上也作过类似建议：应为部级、副总理级的领导成立科学顾问团。2004年邹承鲁、饶毅、鲁白在《自然》杂志（Nature）发文章，也提出建议废除科技部，成立总理科技办公室。其职能被定位为：“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但这些建议都被束之高阁。
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麻雀虽小，可能挡住太阳的光辉：毛时代的公共决策
作者：熊卫民
图：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市参观小营巷无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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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9 04:50:56

1967年7月8日，松花江上，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渔民。摄影|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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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8 07:56:08

那时的稳定主要靠洗脑和恐惧，而技术含量很低。例如“收听敌台”吧，一方面，通过洗脑，人们认为，敌台是反动的，听了是中毒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自动屏蔽，偶尔拨到那个频率，恍如电击一般，血液骤停，脑袋轰鸣，神经反射似的迅速滑过，就害怕到这种程度。
另一方面则因为穷，收音机不普及，普通百姓家里没有收音机。
邓小平谪居江西之时，向中央申请把已经在政治运动中致残的大儿子接来，这儿子在北大学过物理，会捣鼓收音机，未来的中国残联主席收听美国之音。有一天，他收到林彪同志背叛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向边境偷逃而坠亡的消息，他和他紧盯北京气候的老子，分享了这一重大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开始，第二伟大的领袖就有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重大消息他就听美国之音怎么说。信息流通和言论freer对于社会的重要，如同空气对于人。活人需要空气，如同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需要信息流通和言论free。这个道理，贬谪中的邓小平应该可以感受到。
时代不同了，在最伟大领袖去世四十一年后，次伟大领袖去世二十年后，我们用苹果手机，用别有用心的人开发的梯子，翻到墙外去听美国之音。，去墙外看了看别人在四十多年后怎么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看是看了，看了也没感觉。就像你自己捏着鼻子不呼吁，看别人呼吸，感觉不一样。也相当于淹在水里，插一根管子在鼻孔上，通到有空气的地方。
---何三畏：走过伟大领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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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8 07: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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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林彪的飞机究竟是如何坠落的，一直是众说纷纭。对于这一事件，顾达寿的说法与众不同。他说：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他的家人及其党羽在其阴谋暴露后仓皇出逃，但是却没有成功。他的党羽数人驾驶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这就是曾经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蒙古的空军雷达发现了这架中国军用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坠毁的情况，误以为是中国的侦察机侵犯了蒙古领空。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
从顾达寿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林彪的飞机是“被击落”的。由于蒙古空军只是“发现”，而不是“发射”，因此击落这架飞机的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导弹。
苏联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让苏联驻华使馆了解情况。于是，正在担任政治参赞的顾达寿秘密前往出事地点。当他到达温都尔汗之后，蒙古当局把已经掩埋的林彪尸体和飞机残骸重新挖了出来。尸体虽然没有腐烂变质，但因为已经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
林彪早年在苏联进修时曾经治疗牙病，顾达寿认为苏联应该有他的牙齿档案。为了确定事实真相，顾达寿建议通过检验死者牙齿的方法来确认尸体真伪。结果很快就证实这是林彪的尸体。正因此如此，林彪的头盖骨便留在了莫斯科……
---智效民：前苏联首席翻译披露中苏关系内幕

2024-07-28 07: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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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一点：马林诺夫斯基说这番话的对象是贺龙，不是恩来同志，如果是恩来同志，那就绝对不会有“人民的好总理”了。此事为贺龙政治生涯和个人命运的决定性转折点——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时，决定性的一刀是说他“勾结苏修、里通外国”。这个合订本看起来是不是就懂了？

2024-07-28 07:51:59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希望修补中苏关系，便想借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机会，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为此，中国政府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11月7日，苏共中央除了在红场举行盛大游行之外，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在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让顾达寿充当翻译，来到周恩来面前。二人打过招呼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突然冒出一句让顾达寿感到惊讶的话。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轮到你们该把你们的笨蛋赶下台了。”
所谓“你们的笨蛋”，当然是毛泽东了。顾达寿知道这话会产生严重后果，便示意中国同行不要把它翻译给周恩来。随后，他立刻走到米高扬身边作了汇报。当他回来时，看到周恩来眉头紧锁，怒容满面，便知道事情不妙。不一会儿，周恩来非常气愤地对米高扬说：“刚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话攻击了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我周恩来对此表示抗议。我要求他必须对他说的话公开认错交正式道歉，否则中国代表团明天就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国。”这一事件虽然由米高扬赔礼和勃列日涅夫的解释勉强平息下来，但中苏关系却陷入僵局。
1969年春天，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致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当年6月，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突然召见顾达寿，要他通过专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通话。经过反复拨打，总是被中国的女接线员严词拒绝。这让柯西金感到非常懊恼。这一年9月，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分别前往河内吊唁。柯西金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与周恩来会晤，但中国方面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经过反复努力，周恩来终于答应他可以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对方会面。这次谈判虽然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却使柯西金受尽了委屈。
---智效民：前苏联首席翻译披露中苏关系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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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8 07: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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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语录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三十七页。】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７５页。】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８１页。】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３月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版，第４２页。】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３０５页。】
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
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４３５页。】
---▲毛语录真实版▲
作者：西柏坡圣地网

2024-07-28 07: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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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谢静宜、迟群也被抓起来，大批判组全体成员被集中起来，进行审查。在这一年半的审查期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反复作了多次地检查和揭发。主要要我们交代和揭发的问题是：“四人帮”、谢静宜、迟群是如何反周总理的；我们这些大批判组成员是如何接受“四人帮”的指示反总理的。现在我仍然可以说，在大批判组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四人帮”或谢静宜、迟群说到过“周总理”。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又陷入了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样，那时聂元梓的校“文革”检查我们，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毛主席；现在“梁效”专案组又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周总理。而我们这些书生哪里知道中共中央上层之间的斗争呀!在审查中，我渐渐了解到“四人帮”确实要反对周总理，同时我也想到这大概也是毛主席的意思。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就再三说明，我和其他“梁效”成员确实在客观上帮助“四人帮”(如果严格地说应是“五人帮”)，犯了反对周总理的严重错误，但我和许多“梁效”成员在主观上并没有要反对周总理。对这点，我无意为自己辩解，就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说我反对毛主席一样是无法为自己辩解清的一样。
在开始审查我们的时候，我还可以请假回家。有一次，在我为是否要违心地承认自己在主观上就是要反周总理的极度苦恼中，我真的想不清楚，为什么毛主席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能说清这一切问题?我的精神几乎陷入崩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假回家看看，想看看妻子乐黛云，我们有二十五年共同生活的苦难历程(她二十六岁就被划为右派，而我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历次运动都受到批判)；想看看孩子们，不知他们今后如何度过一生(因为他们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都考得很好，但因我的原因没有学校敢录取他们)。我想着看过他们以后，回“梁效”集中地要经过未名湖，不如跳入湖中，了此一生吧!但正巧孙长江同志来我家，他对我说：“事情总要过去的，不要乱交代，就是坐牢也没什么，早晚得放你，可以准备点换洗衣服，一定要挺住，我们能做事的时间还长着呢!”听了孙长江同志的话，我非常感动，打消了我投湖自杀的念头。
---汤一介：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

2024-07-28 07:44:57

为了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江青曾让我们到林彪住所毛家湾查看林彪的图书，当我们进到林彪的藏书楼，使我们吓一跳，林彪的藏书竟有七万多册，其中线装书非常多，在一些线装的中国经典上常有林彪的“批语”，我当时曾把他在《论语》上的批语过录到另一本书上，现在我还保存着。我们当时翻阅林彪的藏书，当然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找一些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话，而且往往也是顺着毛主席的思路来加以曲解。
我们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基础，再加上林彪藏书中的“批语”，东拼西凑，编成了《林彪与孔子之道》(材料之二)，由谢静宜、迟群送了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材料之二”编完之后，我们这些编材料的人没有事可做了，于是也参加到写作组里。写作组的任务是：解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三两个人合写，然后由谢静宜、迟群审定后，往上送。文章署名除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外，还有一些笔名，用得最多的是“梁效”。
---汤一介：参加“梁效”，我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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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7 08: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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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5岁的高岗，娶了20岁李力群。高岗是怎么娶李力群的呢？
李力群是江苏睢宁人，曾就读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18岁到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她是这样描述与高岗的婚姻结合的：
“到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秘书处……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听了当时心里一惊，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察觉。”
“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了一些周围的小姑娘来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到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候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
“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许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2024-07-27 08: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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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敌人？
周恩来在1955年末指示：日本战犯不判处1个死刑和无期徒刑，判刑的也要极少数，至64年3月战犯全部释放。1956年7月，日本战犯听了宣判后不相信自己耳朵，继而痛哭流涕，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政府！仁慈为怀？
而“镇反”时，抗日国军将领被杀一百多，校尉级几乎杀光，还有相当部分士兵也难逃厄运。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27 08:18:07

土改是谎言
宋永毅：中共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说，要把土地给农民，说农民占有土地将是长久的，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但是，1950年年底，中共开始在会上说，要办合作社、要办互助组，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来。
我们说的谎言的意思，就是土改从理论基础、执行方法到后果全部都是谎言，而且长期以来没有被揭穿。首先，理论基础方面，土地改革法说，整个中国土地70-80%被地主富农占据，这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而今天大陆学者收集到大量证据，证明这个比例并非事实。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和今天研究人员做的调查都显示，其实地主只占有30%的土地。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点的话，便无法把土改进行下去。
事实上，当时中共也是心中有数的。中共的土改专家杜润生当年在华中和华南地区进行土改工作，回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杜告诉毛，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仅有30-40%，与你们宣布的相差很远；如果要按照70-80%的比例进行土改，只能把中农的土地也拿出来分了。毛说，你们在基层工作，当然知道情况，但是，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我们不清楚，需要将来再认真调查。你看看，这么重要的国家大计，最高领导人竟然可以如此不负责任。
其次，在土改的执行上，《土改法》明确规定，不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地主保存一部分房屋、家具和用品。但实际执行则完全是另一套。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撤了职，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不符合毛要的暴力土改的意图。叶剑英被调回北京。土改官员方方也被撤职。陶铸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三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便多达数万。
最后，土改的结果也是谎言。以广东为例，土改之前贴出的告示说，土地分下去之后将永久属于农民。事实上，这些土地马上便被收回。
更重要的是，这些谎言长期以来没有被揭穿，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中共把土地分给农民总是好事，为什么要加以指责呢？
---自由亚洲 | “重审土改”专集出版，宋永毅：毛思路危害
作者：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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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7 08: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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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得好，玩得好，活动得好
1970年，毛泽东“大内总管”汪东兴告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毛打算到广州过冬，需要修个房子。
丁问：“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它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你给我们讲个原则。”
汪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
随后，代号“705”的南湖别墅工程开工，到1972年6月竣工，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房屋层高5米以上，外墙可抗85反坦克炮弹，屋顶能防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27 08:13:56

高华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但史家的责任心，却驱使他把天捅了个窟窿。从那以后，境遇不佳的他，一直神经都很紧张。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一直在苦巴巴地做，没有一丝的懈怠。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曾经跟我说过，当初要是选择做古代史就好了，不接触这些材料，心情不会那么糟。其实，他内心并没有后悔过，在病中，还是在做。临终前的案头，依旧有现代史的资料。高华研究的领域，我曾经也是插过一脚的。在我接触过的现代史学家中，现代史材料腹笥之宽，内容之庞杂，没有第二人。这样一肚子史料，一肚子见识的人，人在盛年就走了，留下无穷的遗憾，给了我们这些朋友，也给了史学界。尽管，现在的这个史学界，未必真的在意。
其实，高华没有干什么过分的事儿。他就是一个本份的学者，老实巴交地做了一点他认为该做的事儿。甚至，他都没有像我这样，写一些批评政府的文字，让某些人不愉快。然而，如此优秀的学者，生前评职称，还是因为杨振宁先生呼吁了一下，才得以解决。高华生前，日子过的紧巴，小小的一套房子，还是借了朋友的钱才买下来的，斗室里连走廊过道，都堆满了书和资料。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大腕之外，现在还残存的留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大抵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境遇，文章难发，甚至发不了，职称评不上，有的大学，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甚至连饭碗都可能保不住。
有时候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学者吗？也许理工科的学者还是要的，至于人文和社科的学者，大概满嘴跑火车的，才配这个时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不合时宜。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历史，那么，还是去做古代史吧，做古代社会生活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这个，应该没事。
---张鸣：史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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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6 07:16:45

换妻潮
当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来将交际舞引入延安后，延安大礼堂的舞会持续不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是舞会上的常客。此时的延安，常常是歌舞升平，“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随着一批接一批的女学生，受中共诱人宣传的影响，投奔延安，红男绿女们在舞会上的搂搂抱抱，引发了中共高层的一拨换妻潮。
期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5岁的毛泽东，不顾很多人反对，抛弃了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娶了上海来的24岁的女演员江青。
毛泽东以下，许多党政军高官，都相继换妻：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浦安修；凯丰抢占比自己小12岁的有夫之妇房纪，抛弃了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廖似光……
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中共高级干部，被称为“延安五老”。其中三位在延安再娶：60岁的林伯渠，娶了26岁的朱明；54岁的谢觉哉，娶了24岁的王定国，50岁的董必武，娶了31岁的何莲芝。
有人估计，当时，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年轻而有文化的新妻，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中嫁作了高官妇。
中共延安时期的换妻潮，就是利用中共的组织原则，利用中共高官在党内的权力、地位、名声，谋求其特殊利益的典型表现。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现一波换妻潮。1978年中共搞改革开放后，再出现一波换妻潮。
---中共延安时期换妻潮及相关命案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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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6 07:10:17

陈徒手：那年北京出题考教授
（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在高校酿成不小的波澜，相当多的高校教师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解，民间的抵触还是隐约地呈现出来，高层觉察到这种涌动的敌意和抵制暗潮。如何看待张铁生的白卷？旧的考试制度是否可行？有的地方悄悄地对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的文化考试，试题大都是1973年高校招生中的理科题目，让教师出丑，以此来弹压学校教师说怪话的风气。
毛远新闻讯后也想尝试一下效果，就把沈阳医学院作为试点单位，突然召集基础部三十八名教授、讲师到教室考试，果然有不少教授当场答不上考卷，事后被迫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远新对此表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考教授”之风就由此从辽宁刮起，经北京、上海吹向全国。江青在1974年中央会议上以表扬的口吻说道：“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
毛泽东有所附和，1973年12月中旬与政治局部分成员、四大军区将领谈话中，几次提到不要看不起“儿童团”，他直接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高层一向知道毛对教授的轻蔑态度，毛最著名的语录之一就是：“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文革”前他就再三表态，最厌恶的就是老师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整学生。
遵照毛的指示，1973年12月30日上午，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会议，确定对北京十七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进行一场考试。上午刚开完会，就组织专人在清华大学出题，考题则是从1973年全国高校招生的数、理、化考题中挑选，选定后即印考卷，紧急送往各高校。下午至晚上，各校即以开座谈会的名义，事前没有通知，骗教授们到会议室或教室，突然宣布考试，并特意强调依据旧教育制度的考试方法，规定考场上不许交头接耳，要求两小时内交卷。一些在校的工农兵学员出现在考场，充当临时监考人，无形中就变成社会上流传的“学生考教授”的版本。
对于此次突然考试的意义，北京市委1974年1月17日向中央的专题报告中阐述道：“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这场考试是对旧考试制度的一次批判，是对资产阶级右倾回潮的一个反击，是对张铁生反潮流精神的一个支持，是对教育革命的一个促进，对大多数教授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路线教育。”报告中坦承，此次考试对教授们震动很大，学校里反应强烈，对高校的思想面貌将有较大的改善，有望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切实改革文化考查问题。
市委报告中透露，参加12月30日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及格者仅53人，占8.6%；不及格者560人，占91.4%。其中得零分（包括交白卷）的209人，占34%。参加考试的理工科教授，不及格者301人，占85%，其中又有20人得零分，占6%。参加考试的259名文科教授，没有一个人及格，189人得零分。清华大学参加考试的143人，除体育、美术等专业的12人得零分外，及格的仅24人，有9个一、二级教授和一个留苏博士都不及格。（见1974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考大学教授的情况和反映向中央的报告》）
教授中不及格者占九成，零分者占三成，成绩如此之差，也出乎主持者的意料之外，更让他们欣喜若狂，津津乐道，似乎一下子抓住教授们的软肋和把柄。实际上，让不同学科（尤其是文科）的教授应付同一种理工试卷本身就是荒唐之事，违背了治学递进、得失相间的学科规律，许多初级阶段的基础考题不会做或习惯性的遗忘应是正常不过的教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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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6 07: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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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林彪工作札记》1964年3月3日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当时林彪并不知道老毛要整的这个人是在党内威望比毛高的刘少奇。
1964年5月7日，《毛主席语录》袖珍本出版。毛对林彪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林彪写道：「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当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很多人都在阅读。林彪从毛的讲话中敏感的意识到，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要有麻烦了。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萧良量

2024-07-26 07:01:18

从林彪的日记中可以明显感到，他对毛的阴谋是不满的，例如1964年12月20日他评论说，毛在政治局会上没提出过的对邓小平和李富春的看法，却突然拿出来在扩大会议上「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
1964年12月26日林彪被邀请成为毛生日座上贵客，第二天他写道：「好不寻常！」他回忆，当时毛翻来覆去的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通过毛的这一番话可以明白，为何请林彪当生日贵客，是因为林有军权。并且毛还以给叶群提高级别来拉拢林彪，毛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然后毛谈到的才是他真正关心的军队问题。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毛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林彪评论道：「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在林彪的心中，毛是一个阴谋家。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萧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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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6 06: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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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比恩惠更能让人臣服”
党史专家讲，列宁政党的一大发明是：用恐惧比恩惠更能让人臣服。
毛深谙此道，从来不给下属小恩小惠而是不断整人。周恩来常写检查，还发至县团级。延安整风时康生发明“无罪惩罚”，吊打时问你“如果你是特务这样打该不该？”酷刑过后再平反，对组织感激涕零。经过这样折磨后成为绝对忠诚的钢铁战士。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26 06:55:47

蒋介石论“批林批孔”
1974年元旦，蒋介石在论及大陆批林批孔运动时写道：
“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民族自绝其历史，自毁其文化，并不惜出死力以侮辱、污蔑、反对其祖先的道德功业——文行忠信，而仍能厚颜无耻视息于天地之间者！今天毛所谓批孔扬秦，所谓敢于反潮流运动，就正是在向中华民族是非、善恶、忠奸、正邪的人伦基准挑战！”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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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5 08: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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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应外合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日军向闸北进攻，国军坚决抵抗，第一次淞沪战争爆发。
正当蒋介石准备大量调集国军进入上海与日作战时，2月4日彭德怀率红三和红四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拖住蒋介石五万大军无法增援上海。
3月3日中日停战；3月7日，在国军守城部队的顽强抵抗下，彭德怀赣州撤围。
网评：谁是汉奸卖国贼？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25 07: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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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29日林彪写出一件毛考验他们忠诚的事情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道你不服。
毛的阴谋还是被林彪识破。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传达了毛在1966年给江青信中对林不信任，其实1969年3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定了林彪为中共党的副主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篡改历史只不过是为了遮掩毛不高瞻远瞩，不「伟光正」而已。
林彪写道：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林彪一眼看穿这是毛的把戏。但是林彪同意当「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实际上就等于同意把自己拴在老毛的裤腰带上，任毛驱使。这在毛的一次发怒中表露无遗：当时林彪不同意毛的分析，结果毛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原来林彪是使毛成为多数派的工具。
虽然林彪依然持反对意见，但当天晚上，即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第二天，10月18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动。林彪成了毛的一个玩偶。
毛曾经有过多少玩偶？利用完丢弃的又有多少？不知道。但毫无疑义林彪是其中非常聪明的一个。正因为此，毛泽东在玩死林彪的时候，把自己也一起玩死了。
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留给中国人民的教训是，只要有独裁者和独裁政权存在，就会有造神运动和运动群众的事情发生。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萧良量

2024-07-25 07: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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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决意除刘、邓──为此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6日，林彪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1966年12月7日，林彪看出「毛已决意要除刘、邓。」他写出了毛泽东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一套把戏：「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毛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1966年12月30日林彪写道，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林私下对毛的鄙称）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红卫兵代表，毛说：「要武嘛！」宋彬彬随即改名「宋要武」！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夺权斗争，全国大乱。到67年1月20日，25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
毛让江青插手军队，遭到林彪的抵制。1967年7月23日，林彪写道：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林彪对毛看的很透。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将了毛一军，毛对林彪怵一头，只好作罢。
1968年7月，毛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工人领导高级知识份子。7月27日，林彪讥讽道：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林彪还写道，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的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作者：萧良量

2024-07-25 07:57:09

萧良量:林彪日记剥光神坛上的毛泽东！
据透露，周恩来临死都没有单独向邓颖超留下什么心里话。和周恩来相反，被中共中央称为阴谋家的林彪对老婆无话不说，甚至在当毛泽东「最亲密战友」时对毛的恶劣评价都口述给叶群，记录下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对写入党章、定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无法解释，于是编造出各种情节。那时的毛已经被造成神，很多民众在听完传达报告后都有一个疑问：红太阳高瞻远瞩，怎么会对「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看走了眼？毛在无法言表的精神重压下，身体迅速衰弱下去。林彪的叛逃加速了毛的死期。
争鸣杂志8月刊透露，中共官方一直严密封存的《林彪日记》是林彪从1964年3月至1971年9月5日（13日死亡），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妻子叶群记录下来的《工作札记》。这本日记后来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由此可见，林彪对叶群无比信任。
《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林彪对毛泽东的很多阴谋阳谋看的非常清楚，林彪夫妻俩对毛竭力让江青插手军队都非常反感。而且林彪和周恩来不同的是，有时还耍弄毛泽东，反对或拒绝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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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4 08: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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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经费的办法，主要是向富有阶层勒筹。如琼崖特委自称，“收入全靠借、捐、抢、勒、骗……等”[104]。各地具体筹款方式不一，或公开向地主筹捐（南雄）[105]，或敲富人竹杠（顺德）[106]，或“掘富人骨头勒赎”（潮阳）[107]，甚至拍卖反动家属之妇女儿童（五华）[108]等。各地最常用的筹款方式是绑票。
绑票在广东各地叫法不一：“捉猪”、“抓猪”、“参吊”、“拉参”等。尤其在东江各县，经济来源几乎全靠“抓猪”[109]。由于“抓猪”筹款来得容易，东江各县每月经费开支甚大。如五华、兴宁、丰顺等县每月经费一两千元；兴宁县委有一月曾用过2万余元。这些钱均是向富有阶级“捉猪”得来。
各县县委、区委甚至一个支部，都忙于计划“捉猪”，动员群众等革命中心工作被搁置一边。[110]在潮阳，因“捉猪”所得甚丰，党员过着丰厚的生活，赤卫队员每月有20元的薪水[111]。在海陆丰，因富有阶级多半已跑了，特委为了筹款，饥不择食，所捉的“猪”只是稍有资产者，甚至自耕农都捉，农民群众目之为“赤色土匪”。
广东省委认识到“捉猪”有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容易使同志生活腐化；二是影响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但在无法津贴和接济地方党组织经费的情况下，省委原则上不制止各地“捉猪”筹款，只是反对土匪式的饥不择食的行动，指示各地“捉猪”要有计划、有组织，由特委负责组织特别队，非常秘密地去干，目标要针对富有阶级，反对扰及农民[112]。
---王奇生：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

2024-07-24 08: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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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
“你们在毛泽东摧毁中国文化的大斗争之下，由个别整肃到集体残害，二千一百年前暴秦‘焚书坑儒’的历史惨剧，竟变本加厉重演于二十世纪的今日。眼看着中国大陆就要变做原始的山林与禽兽的渊薮，并将使大陆一般青少年，就是我们民族的幼苗，被毛泽东思想的塞聪、闭明、诱骗、驱策，成为既无知识，又无灵魂，失去了人性的洪水猛兽，以贻患我民族，为祸于世界，这是万恶的毛泽东对我中国文化最大的一种罪恶，亦是我们民族空前绝后的一种浩劫！”
——蒋介石1966年10月9日《告中共党人书》

2024-07-24 08:22:26

李大钊是在张作霖查抄北平苏联大使馆时就擒
（一九二七年）三月，张作霖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四月四日，公使团的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公使依据《辛丑条约》一致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
两天以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的签字批准下，率领军警对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九个小时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在旧俄卫队兵营的李大钊等六十余名中国人以及十五名苏联人，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
那些秘密文件却引起了英、美等列强及世界各国的震恐。四月十八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
此次搜查俄使馆之最大收获，厥为发现苏俄赤化中国之军事、政治秘密文件，达百数十箱之多，经北京当局于四月十二日起，陆续公布，择其要者译为中文，次要者举其目录，都百万言，其后辑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行世（此书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于是世人始了然第三国际、俄共与俄国政府、鲍罗廷与其政治、军事顾问团以及中国共产党，均一脉相通，而实以享有治外法权之俄国使领馆为行使阴谋之策源地，其赤化计划之周密狠毒、对华政局之分析精到、购买密探之遍布全国、使用经费之庞大，虽时隔半世纪以上，情异势迁，然从历史观点言，犹足资国人警惕。
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搜获文件中，有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９３，８５３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５０，０００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１４８，８３０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即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１４０，２４０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即需耗美金３８３，９３３元，约合中国大洋１００万元。以民国十四、五年间物价之低，苏俄所用在华军政及培植共党经费如此之巨，其用心叵测，不难窥知。
---一九二七年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的前因后果
《民国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馆之经过》
·沈云龙·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5wuvnup7elimxcs445q6vi2ehq/production/f5a830782d953225d9f2b39c3ba791538e3d459cc6aae673ff716803562464e4.JPG

2024-07-24 08:21:34

《东方红》的原型是曾经流行于晋西北和陕北地区的一首叫做《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亲。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病得粗又长。”
《芝麻油》隐讳婉转地表达男女之情：“芝麻油 ”暗指从男性阴茎里流出的精华，“白菜心”则是指代女性阴户，“吃豆角”、“抽筋筋”几乎是在赤裸裸地描述男女性交的具体行为，最后的“三哥哥”则是进一步点明唱歌的女子思念的是男人的阴茎，惟妙惟肖。
抗日战争期间，《芝麻油》被当时八路军中的文宣人员看中，遂改编成了《白马调》，“三哥哥”也变成了八路军：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白马调》里点睛之笔是最后的一句：“一人一个女学生”。这句一语道破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参加抗日军队的心理状态，就是《投名状》里的“抢钱、抢粮、抢女人！”而且，榆林城里哪有什么日军！
《东方红》变成领袖专用是从大名鼎鼎的刘志丹开始的：“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呼儿嗨哟，他带领队伍打横山。”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刘志丹这个地方霸主莫名其妙地死了，《东方红》最终定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此曲宜采用中速和真挚、质朴、崇敬的感情演唱，以表达人民群众对领袖毛主席、对党的深厚情意”。
这个民歌早期曾有过的其他版本，如：“荞麦花，香喷喷，哥哥世上你最亲。叫声哥哥摸摸我，呼儿咳呀，浑身上下一团火。荞麦花，落满地，尔格的年轻人真不济，一把拉我到洼洼地，呼儿咳呀，亲了个豆芽嘴。”如：“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扛长枪，三哥哥长得是强又壮，把俺(e,陕西话)拉进了高粱地………”
这都是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色情小调。最初创作、演唱这些曲子的那些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们恐怕压根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曲子进化成威仪赫赫的庙堂之乐，只供专用。而且，它还被载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天二十四小时对着太空广播！
---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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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4 08:18:47

悉贡所能
参与保管蒋介石日记唯一真本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岱君女士介绍：
“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 ’‘悉贡所能’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跟你里应外合，为此提供一切。”
---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宋庆龄和傅作义的反毛隐秘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32ej43cy5vblh35ylvtlckazja/production/6a301b3a876d68e035765863a77f5a1b04c80fb1f48906b95ea3f74469b4f6a6.JPG

2024-07-24 08:15:46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
我出来后，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后，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干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后，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参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后，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么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得住良心……”
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
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只有毛能统治我们。
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感。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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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3 08: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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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
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称：“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当年袁文才、王佐等人被枪杀，实为其宿命。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23 08: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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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
纪德，法国作家，曾是共产主义支持者，1936年赴苏访问后写下《访苏归来》。
在书中，他这样写道：“在这里，关键是让人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这种幻想始终巧妙地维系着，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除更大的苦难。”
随后，纪德宣布与共产主义决裂。
1947年，他“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23 07:59:12

抹着人屎的窝头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圣物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自己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罪恶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桨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待蓝色的火苗舔上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亵渎神灵，“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能很快地将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天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看护者们，用炼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邱县文革惨案案例（四）：
‘红宝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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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3 07:53:53

惯例
1945年“七大”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56年“八大”前，查处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1969年“九大”前，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 “走资派”；
1973年“十大”前，打倒了“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7年“十一大”前，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982年“十二大”前，华国锋“主动退出领导岗位”；
1987年“十三大”前，总书记胡耀邦“主动辞职”；
1992年“十四大”前，总书记赵紫阳被免职；
1997年“十五大”前，查处了“陈希同案”；
2007年“十七大”前，查处了“陈良宇案”；
2012年“十八大”前，查处了“薄熙来案”。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编者按：中共以实体形式独立存在是始于七大的。在六大之前，基本是共产国际的分部，大约每年开一次全党大会。其中六大（1928年）甚至是在莫斯科开的，由苏联人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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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3 07:47:36

1967年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二十三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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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2 06: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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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真:毛泽东的家宴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庆贺生辰为名，举办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请的来宾有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也在场。家宴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讲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毛又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说罢这篇话，毛泽东举杯为自己庆祝生日，他说：“为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这个祝酒词着实骇人听闻，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怔住了，举着酒杯傻在原地，除了笑呵呵的老毛神态自若以外，其他人大多表情僵硬，连面面相觑都不敢，一时间觉得根本无法理解。
很快，王力等人知晓了答案。这一年正是文革元年，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因大面积饿死人后拒绝“罪己诏”，迫于压力交出印把子，多方运筹后借姚文元、江青、张春桥、王关戚等心腹喽啰之力掀起“史无前例”的文革，借助年轻学子的蛮力和血雨腥风迫使往昔战友、日后潜在的政权争夺者和真相纰漏人纷纷坠落身亡。
当时文革历时已一年之久，全国上下军民人等，除极个别野心家以外，无不盼望着尽早恢复和平秩序，大串联刚被叫停，学校里响起复课的呼声，社会上吵吵着在红八月中被驱逐的人应该返城的请求……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并将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指向陶铸。
陶铸是当年6月初，刚从广州被调到京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成为主持党国日常事务的总管。毛泽东本想让新秀陶铸取代被扳倒的刘邓，没想到陶铸居然把国事民情放在谕令之上，不肯围着指挥棒转，先是认同刘少奇派工作组，又不贯彻执行毛交办的进一步扩大文革范围，把革命斗争之火烧到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去的部署，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搞串联。
这下把说一不二的毛惹急了，毛认为“运动停留在学校和文化团体，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复辟就解决不了。”不将隐藏很广很深的赫鲁晓夫们悉数铲除净尽，斯大林的下场永远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决心以更大的力量冲破阻力。于是，他以举办生日家宴为契机，部署如何拿下陶铸，将文革一竿子插到最基层，在全国形成“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极端大乱之境地。在家宴上，毛指示王关戚：“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王力反思录》下第696、697页）
陶铸夫人曾志，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在陶铸刚被打倒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不相信这是竟然出自老战友的部署，就写了封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只在她的信上画了一个“？”，就原件退回，令所有听说此事的老战友们都心灰意冷了。
王力和关锋按照毛在家宴上的讲话，起草了《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在社论中充分体现毛的祝酒词的意境，两个人也颇费思量，最后将“全国全面内战”写成“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旨在让文革席卷全国的1967年元旦社论，经毛泽东审阅后公开发表。紧跟着，从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陶铸这样一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赴京履职仅仅半年，未经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连下达一份中央文件的简单程序都被忽略掉的情况下，被毛泽东在家庭宴会上说的一句话，就被蛮横地打倒了。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

2024-07-22 06: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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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家不清楚吴对毛既有顾念老师的顺从，又有强推人民公社关键时段毛特派谭震林坐镇郑州等隐情。吴芝圃身为河南省早期中共党员、省委主要领导，为毛冲锋替毛顶罪，长期以来欲罢不能、骑虎难下，1967年被恶批狠斗，60出头就悲惨离世，饱读诗书为人厚道的他，那份无奈与悲凉几人知晓？
无论如何，吴当年亦步亦趋，甚至忍辱负重执行错误命令，在党性上能说得通，若以公正道义来评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事件彻头彻尾是莫须有的罪名，吴芝圃心知肚明。因此无论在执行经邓小平授意后施以政治迫害，还是协助毛泽东率先在河南推行人民公社，协助推动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制造出饿毙数百万河南民众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吴芝圃犯过大罪，罪无可赦。他的悲惨结局与违背良知助纣为虐有直接关联，在延绵不绝极端残酷的内斗中，吴芝圃与“潘杨王事件”都不是孤例。触动人心之处在于像吴芝圃这样一个酷爱读书、不擅长阴谋诡计的人，因依附独裁者竟然充当黑暗急先锋，虽风光一时却迅速坠落。
历史是由一件件大事小情累积构成的，内幕与细节往往最有说服力。人性复杂多面，趋利避害是大概率，与其改造人，不如促进制度进步。
---于向真：爸爸的遗愿 ——“潘杨王”案起源内幕

2024-07-22 06: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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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后，吴芝圃离开河南到广州出任中南局书记处分管文教的书记，他每次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只要我爸妈在京，总会被叫到他住的北京饭店聊天，有一次爸爸刚见面就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大饥荒期间在黄河景区给政治局常委每人建一栋别墅？吴芝圃委屈地说“不是我的主意，是中南海行政主管专门到郑州找我，见面就责备主席去别的省都有地方住，唯独来河南没个住处。”“那次他拿来图纸，我不得不按着图纸盖了那几座别墅。”爸爸听到这个情况，没再指责，“要是我也顶不住”爸爸说。记得那次聊天我还问爸爸“没个住处？之前毛去郑州住哪里呀？”爸爸说“住省委大院附近的招待所，条件还可以。”
---于向真：爸爸的遗愿 ——“潘杨王”案起源内幕

2024-07-22 06: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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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讲话》——绑架了中国人的思想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的讲话，通篇全是结论不存在任何讨论余地，他的观点总结起来有三点：
1.文化人要态度端正，不要成为敌人。
2.文化人要信马列，什么是马列我说了算。
3.所有你们的基本价值观都必须放弃包括人性和爱，否则你就是肮脏的阶级就是敌人。
关于人性，毛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
毛的讲话，终于挑战底线，否定普遍人性的所在，为人和人之间歇斯底里的折磨和残害铺平理论道路。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2024-07-22 06:45:07

谢静宜为何被免予起诉？
关键原因是，她干的很多事，都是毛泽东指使的。
当年北京市革委会写作班子成员史松，在他的回忆录《浅浅的脚印》中专门谈到过谢静宜。他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批判谢静宜，让他去旁听，并做详细记录，以便回来后写批判文章。他去了，参加的批判会的过程如下：
主持人：谢静宜，你老实交代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谢静宜：我从未反对过毛主席。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会上又加上反走后门，毛主席很不满意，还批评过你，可有此事？
谢静宜：确有此事，我当天就找主席检讨了。我说，主席，是江青让我讲的，我一直认为江青让我干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来并非如此。以后她让我干什么，我都先向您汇报，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点头同意了。主席已经谅解我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依不饶？
主持人无言，又问：“四人帮”派你来北京市，是为了反对吴德，妄图颠覆北京市委，你必须老实交代！
谢静宜：我和吴德私交甚好，为什么要反对他？“四人帮”那里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我还随时通风报信。有一次政治局开会后，人都走了，“四人帮”还在，吴离开会议室时，张春桥看着吴的背影说，这个人老奸巨猾。江青也说，是个老滑头！这件事我当天晚上就讲给吴德听了，让他小心。
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会。当然，上级布置给史松的那篇大批判文章也没法写了。
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谈到谢静宜时说：“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毛）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
---可直达毛泽东的女人谢静宜
作者: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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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2 06:42:51

王友群：可直达毛泽东的女人谢静宜
在毛的众多“女友”中，真正在中共党内不断升官，做到省部级的并不多，其中一个就是被毛称为“小谢”的谢静宜。
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隐去了谢静宜的名字，但在接受BBC采访时，他透露，谢静宜是毛的女人之一。
在清华领导班子里，谢静宜从未当过第一把手，却是清华的核心人物，因为她直通毛泽东。
主导北大文革的灵魂人物，也是谢静宜，因为她直通毛泽东。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却成了中国两所最著名大学的实际掌控者，这确实是中共史上的一大奇观。
前北京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中，谈了谢静宜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还谈到，1974年下半年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在批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十年文革期间，一个可能仅有初中文化的女人，就因为跟毛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竟然青云直上，不仅成了中国最著名两所大学的实际掌门人，而且成了北京市委、中共中央的要员。此为荒唐之一。
她秉承毛的旨意，迫害了许多文化精英，最后，这些帐全都算到“四人帮”头上，似乎与毛没有任何关系。此为荒唐之二。
她被称为“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却因为毛的关系，竟然免于刑事处罚。此为荒唐之三。
此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荒淫荒唐更荒诞，是非善恶全颠倒，翻云覆雨华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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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1 08:25:03

早在2003年秋天，我爸爸于明病重，自知不久人世，把一件沉积心中的事托付给文笔好、住家近的老友——新华社资深记者陈健阿姨，恳请她帮助自己把一件未了之事写成文字留给后人。哪知16年后，陈健阿姨感觉自己无法完成朋友所托，开始数次催促儿子找我，于是那个似轻还重的历史包袱经四次传递，突然交到第五人我的手里，烫呼呼的捂着，至今我还没能再传递出去。怎么办呢？我只能如实用文字记下来。
我去见陈健阿姨听到的原话是：1957年春天，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密召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进京，两人密谈，邓告诉吴：中央认定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是反革命，决意将“潘杨王”集团扳倒，邓面授机宜让吴领导揭发批判潘复生等人的反动言行，中央会公布对潘杨王集团的定性，三人将被撤职并被调离，由吴芝圃接任河南省委书记。
吴芝圃回河南后，照办邓指令，河南省大张旗鼓开展反右运动，并成为人民公社的发起者和大跃进的急先锋。由此引发的大饥荒令吴芝圃转胜为败，60年代初惶惶无奈中，他把1957年春邓与他密谈之事告诉我爸爸于明，并郑重嘱托“只对你一个人说了这件事，你要用文字如实保留下来。”接下来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这件事被我爸爸埋藏心中，从未提及。我爸爸离休后，邓小平已经贵为党和军队元首，此事更无法碰触，直到临终前才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她让我“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人。”16年半之前爸爸对她说的“原话”又传给了我。
这件1957年春邓小平秘传吴芝圃，一对一告知“党中央决定”；吴照办害人害己，60年代初，吴芝圃一对一嘱托我爸爸于明“用文字如实记下来”；2003年秋我爸爸病重，让我妈妈叫来陈健阿姨，一对一托付“写成文字留给后人”；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又一对一传递给我。
事关1957年“潘杨王”案起源的内幕，历经几十年，经手五人：邓小平、吴芝圃、于明、陈健、于向真，四次一对一传递。时隔60多年，许多细节无从探知，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
---于向真：爸爸的遗愿 ——“潘杨王”案起源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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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1 08:21:51

“阶级斗争”救灾
1976年唐山大地震，二十几万同胞罹难，但当时中共却要求：“不能拿地震来干扰批邓。”提出口号：“深入批邓，抗震救灾。”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抗震现场就是批邓最好的地方》。
姚文元指示：“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干扰批邓。”
于是，地震灾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召开大大小小的现场“批邓会”。
姚文元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成功经验在于，唐山大地震期间，始终没有忘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刘子真：那些刺痛人心的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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