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choolBtcMaxs on Nostr: ...

读许知远写的梁启超传记第二卷，朝代末年的气氛跃然纸上。其一是，好像所有人都不再怕死。人们明知康梁已被慈禧打成 “乱党”，流亡海外，跟他们扯上关系就会有麻烦，但只是不再公开讨论维新，私下里还是跟他们通信、买梁启超办的杂志。张之洞的幕僚钱恂甚至在张之洞明确禁止之下接触梁启超，与之相谈甚欢。谭嗣同死后（1898 年），康梁在海外华人中筹款，带回内地，利用广泛存在的会党（帮派）力量发动起义。这些江湖豪杰何尝懂什么维新，什么民权，只是期望从中赚钱。但是，似乎也并不抗拒这样卖命的事。这些运动的策动人，更是明知其中的风险。1900 年，义和团事变之后，维新派尝试武装起义逼迫慈禧退位，结果事情败露（可以想象是早就败露了），起义领袖唐才常（谭嗣同好友）被抓，其反应是大体是 “我早知道事情败露，就只有一死。你不用绑我，我自己会走。” 其二是，人之死，何其容易。唐才常被抓后第二天就被张之洞处死（他还曾经是张的学生，并在后者支持下创建了湖南时务学堂）。因此事被牵连处死的参与者，光湖南一省就有二百余人。另一省又有一百余人。其实杀人如草芥之事，何尝自此时开始。戊戌六君子中，杨锐和刘光第更接近传统士子，跟康有为完全不是一路人，只因为是光绪在宣布维新时一同任命的，就连带下狱处死，审也不审。要而言之，若不是民生凋敝如斯，何来这许多反叛体制的人；若不是这样视人命如草芥，恣意妄为，又何来民生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