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言夷语 / 野釣君 is on Nostr

#刘仲敬 #阿姨学 #姨学 #诸夏思想理论
论长生不老的逻辑谬误
提问：阿姨您好，随着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说，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革命，它并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和蒸汽机、内燃机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有一部分工作会被取代，大部分人也还是能找到新的工作。就像火车完全取代马车夫一样，并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另一种声音则认为，AI技术未来会完全取代人类，人类社会将由少数有钱有技术的精英阶级和一群无所事事的无用阶级构成，几乎所有的体能和智能工作都由AI来完成。大部分人类在社会上变成一种无用的存在，于是人们还设想必须向这些AI公司征税，然后给所有没有工作的人发钱，形成一个少数人生产多数人享用的社会。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回答：实际情况是，人类在农业革命产生以前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真实的原始部落并不像19世纪的人想象的那样悲惨，而是恰好相反，他们把80%的时间用于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只有20%的时间用来收集野果、香蕉和各种食物。因为这些食物无论是狩猎来源的还是采集来源的，都是移动的，不确定的，他们并不需要像农业劳动那样进行艰苦的计划和密集的投入。
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现象，就是只有在像越南这样经历过农业革命的地方搞工厂建设才能够有效运作，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能产生出有纪律的劳动力。一般来说，没有经历过农业革命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的地方，那里的人根本培养不出适当的工作习惯，因为他们的觅食方式和经济活动跟所谓的娱乐没有明显差别，到处去摘香蕉这是小孩子都会做的事情。
他们很难把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一个地方，也很难不把机器当做一种玩具，出于好奇把零件拆掉之类的。而因为他们平常的经济生活就是这样，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要让他们违背自己的习惯，对他们来说等于把他们关进监狱，几个小时守在同一台机器上面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这件事情仔细想一想，就像把小孩子关进课堂一样，对他们来说差不多就是被关进监狱了。这种情况下的反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下，尤其是男性，农业可能和更多待在家里的女性关系更密切，而男人和狩猎的关系更密切，所以男性特别讨厌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大部分时间用在各种休闲活动上，比如类似黑猩猩相互捉狮子的那种活动的升级，在身上画各种图案和纹身之类，这些东西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在岩洞上画画，在自己身上画各种标志，按照澳洲土着对英国人的说法，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讨好女人，因为画得不好看，女人就不喜欢他。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于宗教活动，在宗教活动中唱歌献艺以及各种私人之间的艺术活动。
个人威望的高低除了在狩猎时是否英勇，在巫术活动中是否法力高强以外，主要取决于他的艺术天赋。艺术家在现代社会是比较边缘的角色，但在原始部落当中则接近巫师的地位。巫师所做的活动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具有艺术和知识方面的天赋。现代社会被挤压到边缘，通过文学艺术释放出来的这部分能量很可能就是农业社会产生以前人类正常活动的一点残余。
所以，第一，技术充分发展，在人口和消费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暂时丰裕的平台期。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不一定会造成问题。第二，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它也不是新东西，而是一种复古。它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以注意力为内核的经济，以及艺术、宗教和娱乐活动的极大复兴。这样形成的社会组织是比较松散的，它削弱了促使社会组织紧密化的许多动机，反而可能导致人类难以维持大的社会群体，重新分解成许多更加自由松散的小型联盟，就像史前部落那样。
但是有一个因素是不一样的，就是长生不老这个因素。长生不老对人类来说一定是一个诅咒，就像是犹太人古代的传说中那样，你完全可以想象出长生不老会造成什么结果。它只能说是导致正常的情况下可以长生不老，但它一定防止不了，像是车祸或山上掉一块石头就正好把你砸死了。或者像是希腊哲学家那样，走着走着，老鹰抓着一只乌龟从他头上经过，然后把乌龟给扔下来，砸在他脑袋上。于是就出现这种情况，你本来可以长生不老的，只要不遇上意外事故，但是万一遇上意外事故，那你就不是亏一点点，而是亏的很大了。
现代人如果遇上意外事故，那不是亏的很大，因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你患癌症插着管子在医院里面死和遇上车祸死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不遇上车祸早晚也要被插上管子死的。但是如果你不遇上车祸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活下去，而遇上车祸居然就死了，那你就是亏太大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出针对性命之神的狂热崇拜。可能会发展出某些像赌场一样的宗教，在这些赌场里面，人类会崇拜那些相当于老虎鸡一样的东西，那些老虎鸡就像是伯尔赫斯所说的巴比伦彩票一样，体现了人生无常，各种意外事故。所有人都愿意给神明上香，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和让我能够长生不老而付出最大的代价。同时，为了避免意外事故，会发展出比现在的中医养生之道还要复杂和繁琐的各种法门。想想现在比如说西方的跑步宗教，研究如何跑步来养生的宗教，如何减肥的，如何防止吃谷物食品噎死或者说过敏这些东西，每一个教的教主都能够比任何真正的医生更能发财。
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设想一下，一个可以长生不老的社会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抵抗不出这种诱惑的，他们会败倒在算命先生的俘虏和为了避免意外事故而实行的各种禁忌的魔咒之下，他们会变得像是高度迷信的西印度群岛黑人那样，极度胆怯，什么也不敢做。这些人生活在各种巫术和禁忌之下，头上三尺有神明，吃饭时得罪了桌上的神明，下次黄油就可能找不到。出门时本该先卖左脚却先卖了右脚，这次打猎就可能毫无收获，夫妻种芋头时第一除下错，本年的芋头就会颗粒无收，同时还要对各家芋头念咒，诅咒别人家的长不出，保佑自己家的无比丰收，简直就是看了玉匣记，不敢放个屁。
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各种禁忌，以免碰上车祸或摔下悬崖，那时候恐怕根本没人敢旅游了，因为旅游冒的风险比现在的战争还大，现代人敢去打仗是因为本来就是要死的，而等到人可以长生不老的时候，去旅游所承担的潜在风险比现在打仗还要大，于是稍微有点冒险性的活动都被严格禁止。就是非常日常的活动，比如在做爱的时候心脏病发这种事情，也一定会涉及出比现代养生之道还要复杂1200倍的禁忌。
可能那时候的人连接近女人都不敢接近，害怕马上疯，万一要接近一下女人，之前就要先请各种法师做上856次法师，然后根据各种或真或假的医学常识，吃上各种护心丹、救心丸、中草药之类的。焚香祷告以后，赶紧碰一下女人，然后就赶紧离开。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乐趣都被这种禁忌消耗殆尽，然而与此同时，处于人类的本性，在这些禁忌当中又会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和乐趣，从各种中草药和各种俘虏当中发挥出艺术来。像是犹太人那种驱鬼驱魔的门前俘虏当中会产生出特殊的书法艺术那样。这样产生出来的文明也有它小地方的乐趣和特殊的表达渠道，但总的来看是非常别扭的。
而且，他们面对外部世界，面对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时是毫无竞争力的。设想另外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他们本来二十岁或者五十岁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死。二十岁打仗战死跟五十岁或八十岁并死差别不是很大，因此他的人民会非常勇敢，他的女人会把勇士当作英雄。而这样一个社会，面对我刚才描绘的那个长生不老却物质丰富的社会，尽管后者仍然可以长生不老且拥有无数物质财富，也一定会像民国的士大夫在满洲人面前那样全族沦为俘虏和奴隶。最后经过不太长时间的自然演化，这样的长生不老族群就会被消灭，而胜利的族群则会把长生不老这件事当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和邪恶的法术。
他们自己的征服和胜利恰恰是因为没有受到这种邪恶法术诱惑的结果。这是长生不老的问题。而像是那种物质极度丰富以后使人类得到解放的说法，在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因为每一次人类的技术进步都会造成一个短暂的平台期，就是在人口爆炸跟上以前出现物质的极大风雨。例如人类发现农业以后进入两河流域，物质资源突然增加，而人口繁殖的速度相对均衡，不能一下跳跃性增长，于是最初就产生了所谓的伊甸园传说。伊甸园和圣经里说的四条河都是地理上真实存在的。幽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现在还在伊拉克，另外两条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北部已经变成沙漠了，但在远古时代大概也真实存在。跟幽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流入波斯湾，两岸可以开辟出大量耕地。
伊甸园的本意是指正人君子的故乡，它的位置就在幽发拉底河中游。原来的波斯湾比现在要长一些，因为河水不断带来泥沙，把三角洲向南向东延伸，所以现在幽发拉底河的下游在远古时代是海，现在的中游在当时是下游，这块地方就是历史上的伊甸园。
它之所以成为人间乐园，是因为原来人类住在山坡和丘陵地带，没有农业或者农业执起辅助作用，只是用来酿一点啤酒在祭祀时用一用，并不是真正的产业。现在农业大丰收以后，可以供给的人口增加了几千倍甚至几万倍，而实际人口只增加了几十倍或几百倍，于是大家都非常富裕。
从现在的考古记录就可以发现，亚伯拉罕时期的乌尔人享受着类似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前后花园比现代美国人的还要大。欧洲人，更不要说可怜巴巴的香港人了，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巨大的空间，所以绝不能以为人类社会是从穷困落后不断向舒适发展的，实际上这是经过多次兴衰起伏的。现代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只看住宅面积，下水管道，前后花园这些条件，在古代中东早已出现过，然后又倒退了。照圣经里诞一理，新巴比伦王国的时代，那些市民就住在可怜巴巴的高层建筑里，像现在的公寓一样，根本没有前后花园。
后期，罗马帝国的罗马城也充满这样的高层建筑，每个人住一个香港人式的格子间，根本接触不到大自然，所以后来反而不如以前了。原因当然就是人口爆炸已经跟了上来，两河流域的耕地还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严简化，可能还退化了很多，而人口爆炸起来以后就很难减少下去。
于是，政体趋向更加专制，社会管制趋向严格，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只有上层人物才能保持原来人人都能享受的生活方式。就好比说，英国工人阶级认为猎狐是英国贵族的阶级标志，但实际上，打猎是所有日耳曼部族，包括普通武士的习惯性行动。他们刚来到英国的时候，大概是所有人都打猎的，国王作为勇士的领袖只是比别人打得更多一些。但到最后，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条件去打猎了，只有国王和贵族还有大片的私家森林可以共打猎，于是下层人民就认为这是贵族的标志。其实他们的祖先原先也曾有过这样的条件，这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所谓退化现象。
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第一批世界大城市，乌尔。像一般人说的那种物质极大风影，然后真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这种类似的理论，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父辈和祖辈那一代就非常流行。这些东西跟罗马教廷提出的宗教理论也非常相似，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主要科学家、经济中心、公证人之类的。这个理论就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谓的世界大都市的高度自信的居民。
从表面上看，那些东西都是具体的、技术性的，但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看出它背后体现的理论是有边界条件的。这种边界条件就是秩序的极度丰裕，以至于可以容纳这样一批游士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秩序消费者，却把全部时间用于头脑风暴式的智力活动中取，而且还足以让他们过上相当好的生活。这种现象不是世界历史的正常状态，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总是非常短。沃尔城、巴比伦和罗马城都曾出现过这样一批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然后他们都迅速消失了。原因当然是他们在演化博弈中是需要别人保护的人，所以必须在秩序高度丰盈，人人都有面包到处扔的时候才能出现。
他们对科技的想法是把人类看成非常理性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所理解的理性是边界条件非常强的。简单的说，如果在你的谈话当中很少看到宗教迷信这些活动的影子，那么你必定处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中。如果处在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你要么就是极度虔诚的宗教信徒，像17世纪的荷兰新教徒那样随时准备着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死。要么就是像我刚才描绘的原始部落民一样，举头三尺有神明，做错一个手势都要担心害怕各种小鬼作祟，随时提心吊胆。
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走私毒品的、混黑道的、杀人越货的这些提着脑袋做事的人，有几个不拜观音不拜关公的。理性的科学态度只能产生于高度确定性和高度安全的环境当中，只有世界大都市的少数人才能享受这种安全，他们一旦脱离原有环境，立刻就会发生像哲学的位积的作者描绘的那种古罗马哲学家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进入兵荒马乱的蛮族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所有真相。那时，他过去习得的世界大都市的理性主义习惯还保留着使他不能像普通的迷信者那样去拜各种小神，但他颠沛流离的命运必然会促使他寻找像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的安慰，使他可以视死如归，在活着的时候心灵有所寄托。
理性是极度脆弱的东西，而且理性可能不止一种，它对历史积分和边界条件的要求极高，我们认为理性的东西其实只是过去无数时代的经验和你个人在生活中的各种博弈经验画出的一个小小空白圈子。是一个像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那样的东西，是武将们和高僧们在刀头舔血危险的政治生涯结束后暂时休养身心的场所。像贾宝玉的大观园一样，大观园以外就是污秽的世界，黄金茶室以外就是血腥的战争，黄金茶室使他们得以修身养性。这个黄金茶室的大小取决于边界条件能够允许的大小，到一定程度，这个黄金茶室就根本无法维持。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有极少数人终身走不出黄金茶室，这就是边界条件非常高了。
边界条件和历史积分稍微改变一点，产生出来的理性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理解的理性是一种17世纪的理性，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产生出来的理性，它跟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在麦蒙那个时代和安拉公正派哲学家活动时代所提倡的，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理性是不一样的。
尽管这两种理性相似的程度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的，因为它们在哲学上都是希腊哲学的直接后裔，所以等于说是非常近的表兄弟关系了。但是它们从同一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断出来的理性还是跟我们从休莫和洛克时代接受下来的这种理性截然不同。所谓的理性很可能是不止一种的，有的理性可能就是商纣王或者玛雅巫师所设计的那种理性，它们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排布它们的力法，排布它们的巫术法力，排布它们坟墓的方位之类的，这都是有一定法力的。这在它们的世界当中都是高度理性的东西，对于它们来说这就是科学技术，而且一定是灵验了很多年的科学技术，才能这样心安理得的一路使用下去，我们所认为理性的东西背后都是有边界条件的。
就好像外科手术技术，最简单的说，如果你不能做到无菌消毒的话，那比不做还要糟，没有这些边界条件，所有技术都会变成破了产的巫术，而这些边界条件都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稍稍改变一个值，你就做不到。例如西方十九世纪末期产生出来的那种消毒技术，当时还没有抗生素，但医院已经能够做到无菌环境了，出了欧洲你就很难执行，比如到了印度或者清国的话，医院搞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只要传教士走了，本地土着的助手尽管同样也有传教士医生手里的所有化学药品之类的，但他就是不可能按照清教徒那种认真负责的方式把各个地方都清理干净。
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做细菌培养实验，都是要用抗生素杀菌的，但这个其实是不必要的，早在抗生素产生以前，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通过严格的操作指南，避免穷植培养剂被杂菌污染的各种技术。现在是因为抗生素产生出来变得没有必要，大家都忘掉了，就像抗生素产生以前产生的那些抗菌血清，弑菌体之类的都被打入冷宫一样，这只是一个成本问题，并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用或者不能用。
这些东西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像法利塞人吃饭一样，耶稣和法利塞人争论说你怎么吃饭不洗手，那些东西是宗教仪式，但毫无疑问同时也是卫生礼仪。在古代社会的环境中，使用那些仪式确实能使你洁净。这个洁净不是纯粹心灵性质的，而是确实能使你的食物保持干净。犹太人和穆斯林比如吃肉、要放血和各种各样的节食之类的规矩，肯定在当时极大的减少了传染病的流行，使信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群体在卫生和健康条件上比那些异教徒获得重大优势。于是又反过来支持了那些异教徒和拜偶像者都是坏人，因此受到了上帝和真主的惩罚的理论。这些复杂的规矩对于一个心不诚，只是来打杂的土着来说，它是执行不了的。你只有真心相信它这一套，才会一五一十的像犹太教祭司对待约贵一样，老老实实去执行每一个步骤。
一个随随便便来打杂的印度人或者清国工人的话，他也就是拿工资的人。传教士盯着他，他就好好干活，传教士一走，他就好像放了假一样，然后他搞出来的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纪传教士医院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以为它能用，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背后的西方文化的支持力量仍然足够强大，能够设置出严格的边界条件和路径积分的缘故。理性和科学技术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只要边界条件稍微动一点就不行了，摇动的程度不需要很大。
就只要共产党进了城，无产阶级当了医院的院长，使所有的技术专家因为随时害怕被打成黑五类而不敢说话，他稍微给你胡搞一下，你那个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只需要这么一点小小的波动，所以他设计的那个系统是天然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系统在历史上存在过几次，都是迅速的灭亡了。在它能够维持的时间，它也不是只依靠自己就能维持的，它是依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各种边界条件和历史积累才能维持的。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犹太人一方面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内核，另一方面也是西方的负典，包括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最古老的多元文化和理性主义的最古老的传递者。可以想象，犹太人作为两河文明唯一一个幸存的继承者，他除了把两河文明的所有经典记载在旧约里以外，也把最早的白左知识分子的原型带到了两系文明当中。
所以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这类人，跟抛弃犹太教传统投入启蒙运动的犹太出身的世俗知识分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系大到这个地步，相对于他们在社会群体当中的人口，他们在启蒙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占的百分比是惊人的高。最后的体现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犹太人和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九成，以至于俄罗斯的保皇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纯粹就是犹太阴谋的产物。
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布尔什维克是启蒙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最后一步，是解构的极致，这一点是没有错的。那这种近代西方城市里的犹太居民的解构性来源于哪里呢？他们是中世纪西方国王，例如波兰国王这些人，保护的外邦人的后代，他们并不是本地共同体的后代，而且他们被系统地排斥在以军事义务为内核的贵族职务之外，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生活在共同体当中，却无法尽共同体义务，也不被欢迎尽共同体义务的特殊群体。这样一个群体由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出来的理论必然具有高度结构性。茨维格有一句话说，犹太人像女人一样，她在辅助位置上才能争光添彩，进入主人的位置上，就会像是所谓女人当家就要家破人亡的意思。这个实际上就是类似巴比伦、罗马和乌尔那种世界性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的复活，像是从单细胞时代就留下来的线粒体一样。
大城市中的犹太人社区也把早在亚伯拉罕父祖辈就已经产生出来的这种启蒙文化的基因，带进了近现代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希伯来文化的直接后裔，就是说在律法的建构这方面是它的直接后裔，但在解构这一方面也同样是犹太人从最古老的文明当中继承下来的。这两方面都跟犹太人有特殊关系，所以也无怪乎犹太人自己认为自己是选民的后代了。让我们回过头再来讨论，假设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真的取代了大部分人类的工作，仅有少数创新性质的工作保留，绝大部分人都不用干，也没有什么活可干的话，那就会产生罗马的面包与禁忌那种状态。
少数负责掌握埃及粮食分配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是国家官僚计划经济的实际办事人，一般来说这些人的身份是元首的私人秘书，甚至是元首的家奴，这批人原则上讲身份不过是元首本人的家庭人员，跟元老院的任何议员都不能相比，但面对被架空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却行使了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全部饿死的权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跟原始部落不一样了，面包与禁忌的享有者像原始部落民一样可以用80%的生活来娱乐，但是原始部落民只会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而他们的生死存亡却掌握在元首的家奴手中，他们很容易变成元首家奴的政治工具，例如元首要杀某个元老的时候，就要这些家奴去煽动那些享受面包与禁忌的暴民去执行这个任务。使元老院残余的权力也无法行使。那么拥有这个权力的政治机器的所有人会很快的像罗马的元首政治变成建筑政治那样摧毁整个文明，使野蛮重新获得胜利。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以给人民发福利为名义裹挟民众破坏宪制的马杜罗查维斯和诸如此类的人干的事情吗？罗马之所以把这个路程走得很长，是因为罗马原来的共和城邦的宪制仍然相当强大，它是一点一点被剥夺了权力的。路程走了很长，直到最后阶段，监察官、执政官、保民官这些人至少还有一点象征性的权力。而且，古罗马以外的各城邦之间相互制衡的国际性制衡权力也是一点一点衰落的，所以它用了几百年时间。
如果没有这些制衡机制的话，这个过程就会快得多，会以波尔布特一样迅速的速度摧毁它所在的整个文明。可以想见，现代西方国家的整个民族国家体制，包括选举代议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会像罗马的共和宪制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保护的作用。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替，绝大部分人会忘记这些制度原本存在的意义，转而寻求当下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以前的制度不断侵蚀。那么所谓的民主宪政也就很快不复存在了。

　　拒绝文明（三）
　　不能不说，刘锡鸿还是有远见卓识的。他预见到，随着铁路开通，洋人和洋货必然到处都是，"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这的确是滇越铁路通车后发生的事。不过被利诱的不是"村愚",而是过去誓死反对修路的士绅们。火车带来的巨大的好处，哪怕是"义令智昏"的中国士绅也看得见。尤其是个旧锡矿因为引进了先进的采矿机械而产量剧增，输出就成了瓶颈。其中蕴藏的发财机会，连活佛见了都要跳墙，何况是清流假道学们？但士绅并未变成"带路党",却提出要自己掏钱修路，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书给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呈请修路的，正是过去反对修路的个旧矿主们。
　　不过，比起隔壁掀起"保路运动"、保到寸路毫无、直到"解放"时省内都没有一寸钢轨的四川人民来，云南人还是不错的，还真的靠自己集资修建了全国第一条、也是唯一的民办铁路--个碧石铁路。个碧石铁路公司之所以能在全国高标独调，说到做到，我看还是主事者比较干净，没像川汉铁路公司的经理们那样，贪污贪到铁路一寸未修，公司就已资不抵债。奇怪的是，国人喜欢拿丢丑当光荣，历史书上津津乐道那千古笑柄"保路（=保赃）运动",却无只言片语提到这条真正建成了的民办铁路，或许是怕引来学生问一声：后来呢，铁路保住了么？
　　个碧石铁路呈T字型，由横直两条线组成。横线西起石屏，东向经鸡街，在碧色寨与滇越铁路交会；直线南起个旧，北上经蒙自在鸡街与横线相交。最初设计时，线路并不经过蒙自，但当年誓死反对铁路通过的蒙自人民这次却又不答应了，不惜掏出几十万银元，请铁路兜了个弯通过该县。碧色寨经鸡街至个旧长近73 公里。由鸡街经建水至石屏长104公里。总长177公里，1915年5月开工，1936年10月10日全线通车，历时21年5个月。是中国建筑时间最长的铁路，上面跑着的是全国最小也是最慢的火车，设计时速25公里，上坡时速仅10公里。
　　它之所以是全国最小的火车，是因为个碧石铁路的轨距只有60公分，人称"寸轨"（旧时将十公分称为一公寸）。比哈尔滨儿童公园的小火车与阿里山森林火车都小（两者轨距均为0.762米）。货车全长8米，宽1.6米，载重10吨；客车全长11.3米，宽1.65米，定额42人。乘客只能背靠车厢壁，对面而坐。据CCTV拍摄的《来自一九一零年的列车》介绍，公司总经理陈鹤亭之所以要选这个轨距，是生怕若采用与滇越铁路相同的轨距，就会让法国人霸占。这思路大概是：既然不接轨，法国人觉得抢走也没用，也就不会来恃强霸占了。
　　这一决策注定了个碧石铁路的厄运。寸轨火车不但运量只有米轨的一半，而且因自重太小，摇晃颠簸得非常厉害。据陈鹤亭的孙子说，坐那车如同骑马一般。线路标准也很低，设备十分落后。从个旧到鸡街一段，最大坡度为35%. ,最小曲率半径为65米。从个旧到鸡街大多是下坡，约一个半小时可到，返回则是上坡，牵引80吨货物需要近4个小时。由此出来个民谣："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马车快。" CCTV采访的一位当年的乘客说，火车走得如此之慢，以致乘客跳下去解个小便再上车也还来得及。更夸张的是，他还说，有个小脚老太带着的簸箕给风吹下了列车，她老人家毫不犹豫就跳下去，捡了起来又从容不迫爬上了车，云云。
　　更危险的是，车厢没有空气制动机，只有机车上有。从个旧出来后一路下坡，坡度还特别大。光靠机车上的刹车根本刹不住。此时司机就得鸣笛三声，车长闻声立即爬上车顶，把各个车厢的手闸关紧。如果车长忙不过来，司机就得爬上去帮忙。他们不像车长那样训练有素，视死如归，在车厢顶上跳来跳去，却只敢在上面爬行。由此又出来个民谣："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 当年的司机感喟地说，乘客的性命一半在司机手里，一半在车长手中。车长竟能决定旅客生死，也算是奇闻了。
　　此外，车钩也不是自动挂钩，而是原始的链子钩。车辆在分离时要把销子拿出来，等连接后又把销子穿好（顺便说一句，教科书上说，自动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此乃"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一类神话。那确实叫"詹氏挂钩",可惜是美国人伊利？汉尔顿？詹内在1873年发明的，其时他的同宗詹天佑才12岁）。
　　最糟糕的是，寸轨铁路与米轨铁路在碧色寨交会时并不能接轨，因此货物不能直接联运，而必须在碧色寨装卸--从小火车上搬到大火车上去，或是反过来。这虽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搬运工的工作机会，却毫无必要地提高了运输成本，也限制了运输流量。 1933年，全年货运量仅8.3万吨，月均只有6917吨。不过，据百度百科说，它的效益却非常好，1933年盈余达170多万元。我看那利润基本是运输锡锭、钨砂等创造的。守着个锡都，想不发财都难。只是据维基百科介绍，修建铁路的成本其实与轨距并无太大关系。如果它是米轨，肯定效益还要高得多。
　　或许就是为此，1969年，国家将从石屏到鸡街这一段铁路改成了米轨。 1990年，鸡个线停运。当年就是为了出售个旧出产的锡，矿主们才去发起建造铁路，如今个旧市却连通往外地的铁路都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发起者的受迫害妄想引来的惩罚。
　　1912年，铁道协会会刊曾登载这样一首诗："残贼何心种祸胎，敢挥玉斧弃朱崖；而今万里滇南道，汽笛呜呜伴鬼哀。"百年之后，这变态哀嚎仍然是主旋律。 CCTV拍摄的几部介绍滇越铁路的纪录片中，发言者仍然口口声声骂滇越铁路是"殖民铁路",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工具，等等，却无一人能说出那"残贼"种的到底是什么"祸胎".只有解说员曾在一个地方说道，滇越铁路通车后几年内，法国就从个旧"掠夺"了多少多少万吨锡，除此之外就什么罪行也开不出来了。
　　"掠夺"?敢情法国人是明火执仗地抢而不是买啊？为何这赤裸裸的抢劫犯罪既未引起国际舆论谴责，亦未引发当地民众反抗？既然是掠夺，为何受害人还要巴巴地集资修个碧线，好让个旧的锡能通过滇越铁路运出去？干出这种盗卖国宝的烂事的资本家，为何又不是与法帝沆瀣一气的卖国贼，却又成了开创民族工商业的先贤呢？
　　其实如果将滇越铁路与东北的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南满铁路相对照，立即就能看出两者的本质区别，也就是"文明帝国主义"（英法）与"野蛮帝国主义" （俄国[含苏俄]、日本与德国）的区别。
　　俄国人当年在东北修建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以及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的确是为了侵吞中国的东北。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初二日，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铁轨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俄国有权用铁路免费运兵；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需之地，若官地则无偿征用，若民地则按时价付给；公司在铁路沿线享有独占的行政权和警察权。
　　请注意最后一条。沙俄政府利用它，制造出所谓"中东铁路附属地",把沿线两侧几十公里宽的地带都划进去，由俄国东省铁路公司行使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和驻军特权，形成比一般的租界规模与面积大到不可胜计的国中之国。其与租界的区别只在于，这片"附属地"是俄国人无偿霸占的，根本不存在"租金"一说。东省铁路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为沙皇亲自任命的俄军中将霍尔瓦特，拥有相当于类似俄国内总督大权。而中东铁路内部设置也如同政府，设有法律处、学务处、警务处、地亩处、商务部、对中国政权联络部等，实际上成了沙俄在东北的总督府。
　　越到后来，沙俄赤裸裸的侵略扩张就越发肆无忌惮。他们在东北的几个大城市及中东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设置司法机构，肆意拓展土地，并与吉林、黑龙江地方政府订立了伐木、采矿、航运等合同。中东铁路附属地成了标准的殖民地，由中东铁路局总揽一切大权，包括铁路经营管理、军、警、司法、行政、护路、土地管理、海关、交通、工矿、金融、宗教、卫生、文化、教育、邮政等等。一言以蔽之，中东铁路局相当于在19世纪以前实际统治印度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东北真正的统治者。
　　日俄战争后，俄国将长春到大连的支线（被日本人称为"南满铁路"）以及旅大等地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沿袭俄国人的作法，于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该株式会社除铁路运输外，还经营煤矿、钢铁、炼油、水运、汽车运输、电气等，并在铁路附属地内经营土地、房产和掌管行政。日本人在旅大以及"满铁附属地"的驻军，就是后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所谓"关东军".
　　滇越铁路是这样的么？它是一条纯粹的商业铁路而非殖民地。中法在1903年10月29日签订的《云南铁路章程》是纯粹的商业交易而非政治条约。它的主要规定是：
　　1）河口至云南府，准许法国铁路公司修筑铁路。干线完成后，可展筑支线；铁路用地属官地者，由清政府无偿划拨，属民地者，由清政府购拨。
　　2）中国地方官员为修筑铁路进行购料、招派、征地占房等有关事宜，要相助于法国。
　　3）外国人违法犯罪由法国领事处理。
　　4）中国地方官员负责保护铁路。
　　5）修建开办铁路所需应用的机械物资一律免税进口。
　　6）中国政府于八十年期满时，以法国铁路公司历年帐目为凭据，若能抵偿铁路投资与股本利息，方可收回路权。
　　7）万一中国与他国失和，遇有战事，该铁路不守局外之例，悉听中国调度。
　　请注意，它非但没有如中东铁路那样，把沿线两侧划为"附属地",而且还明确规定由中国地方官员负责保护铁路。法国人拥有的只是铁路的产权，除了领事裁判权外（在中国司法与国际接轨前，也无法要求法国人接受中国的刑讯），丝毫没有附带什么政治经济特权，还特地规定在战时铁路调度完全交给中方，由此保证了中国在抗战期间对它实行了军管。就连"干线修成后可展筑支线",后来也被中方赖掉了，否则作为其支线的个碧石铁路也不会是民办的。
　　诚然，在铁路兴修期间，因为受到爱国民众骚扰，法国一度派出军警守护。但此后经过中法双方会谈，法方就把治安管理权移交给中国。 1910年3月15日，中法会订《滇越铁路巡警章程》，正式成立滇越铁路路警督办署，将铁路置于管辖保护之下。因此，铁路通车不久，沿途治安就一直由中国负责。法国人更未趁机在云南驻军。建立把持了一切权力的国中之国。这与中东铁路完全是两回事。
　　滇越铁路的收回更与中东铁路难易迥异。尽管沙俄帝国主义早在1906年就丢掉了南满铁路以及旅大，而苏俄帝国主义早在1935年就把北满铁路卖给了满洲国，但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居然又把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此时合称"中长铁路"）以及旅顺当成"战利品"抢了回去，直到1952年年底才把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直到1955年，赫鲁晓夫才将旅顺归还给中国。
　　相比之下，1946年，尽管距原来条约规定的80年期满还有44年，国民政府就轻松收回了滇越铁路，所欠款项用"1940年以来因滇越铁路停运，海防封锁，（中方）所受之物资损失"折抵。不能不说，文明帝国主义就是比野蛮帝国主义通情达理到不可胜计。
　　所以，客观来看，滇越铁路确实是个纯商业投资行为。人们可以指责清廷在经济上吃了亏，但不能昧着良心，硬要说清廷在此事上"丧权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因为它跟今日引入外资进行基础建设毫无区别。中国既未丧失主权，也未丧失尊严。国人唯一可以引为耻辱的，也就只能是那铁路不是中国人自己投资、自己设计建造的。
　　但若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时中国有那个本事么？有无技术队伍与设备不论，有那巨额资金么？腾笑千古的"保路运动"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闹剧只能说明一件事：爱国清流只有一腔热血，脑子是没有D,连在山区修建铁路当是何等规模的工程都不知道。
　　云南人虽然在后来还真修出了条铁路，证明了并不是所有的爱国志士都只知说大话兼搅屎，但有人也曾"老夫聊发爱国狂". 1905年，云南士绅12人联名上书云贵总督，请求自主修建滇缅铁路和昆明至四川宜宾的滇蜀铁路，成立滇蜀铁路公司，获得清政府批准后，即开始筹集股份。那结果自然是与"川汉铁路公司"与"粤汉铁路公司"一样，圈钱者捞够后不了了之。幸亏他们没能说动清廷将滇越铁路筑路权收回自办，否则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条铁路了。如果事情如此发生了，那又到底该是国耻，还是国光？
　　百年后回首滇越铁路沧桑，令人感慨万端，首先是国人拒绝文明的决心之坚定，令后人错愕难解：为什么一条造福于中国、更直接造福于云南人的国际铁路的建成，竟然会让全省人民如丧考妣，痛不欲生？这种反常心态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至今还历久弥坚？
　　其次是国人虽然世世代代为受迫害妄想所苦，但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他人尤其是异族的动机和心术的同时，却又认友为敌，认敌为友，"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除了一个袁世凯，当国者竟无一人能看出文明帝国主义与野蛮帝国主义的区别，看出列强中哪些真正是包藏祸心的匪类，哪些是可以平等互利的绅士。孙中山奋斗一生，都是在为烂污帝国主义打代理战争，先为黑龙会效命，后当苏俄帝国主义的马前卒，而就是这种真正的卖国贼，却成了伟大的爱国者！国人的脑袋，到底是出了什么超乎人类理解力的严重问题？
　　最后则是为云南那短暂的辉煌长叹一口气。因为滇越铁路的修通，那个边远的内陆省份得以走向《河殇》呼唤的"蔚蓝色",以当时无与伦比的速度扑向大海，迎来了昙花一现的文化经济繁荣。随着那文明之窗被迅速关上，它又跌回瘴烟蛮雨的昏睡中，再度成了官府流放贼配军们的不毛之地。 1949年后，它能引动全国人民注意的，也就是那黑压压一片跪在泥地上的流放知青。不过，这其实不只是一省的悲剧，与上海遭受的跌落比起来，云南的遭遇还真算不了什么。（全文完）看英国人如何惩治"洋义和团" 2012-10-03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从缅甸进入云南，在腾越地区与四名随从被当地人杀死。马嘉理的首级被挂在曼允城墙上。为此，清廷在次年派出郭嵩焘为钦差正使、刘锡鸿为钦差副使的使团，前往英国道歉通好，并留驻英国，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及副公使。若除去由美国人蒲安臣1869年率领的使团不计，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吧。在当时的人看来，出使外国比叛国投敌还糟糕，乃是将灵魂卖给魔鬼。当时的爱国志士曾撰联一首刺之曰：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对联水平之高，不是如今那些对国学一窍不通的爱国志士能望其项背的。上下联都用了典。上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引自《孟子》，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则是引用《论语》。其对仗之工，文思之巧，叹观止矣。例如两个成语中间的第三第四字都重出（"乎其"在同一位置两见，"能事"亦如此），使得对仗极为工稳，而又极富讽刺意味。孔子说的"事鬼".本指祭祀鬼神，却被此联作者用来指洋鬼子，将郭嵩焘诬蔑为不见容于尧舜之世，只能抛弃父母之邦，将灵魂卖给番邦魔鬼的奸贼。凡此种种，非对国学经典极度熟悉者莫办。可惜中国人也就只能在这类文字游戏上显示聪明才智。
　　郭嵩焘出国后，将见闻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国内刊行。因为该书敢于承认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英国的士人比中国的更有才学，引起轩然大波。该书不但被毁版，郭还因此遭受弹劾，不得不辞职还乡。到了湖南后，长沙人民还满街贴他的大字报（当时称为"揭帖",是所谓"清议",亦即由士绅操控的舆论，威力极为强大），长沙、善化两县人民还阻其入境，开"卖国贼"陆宗舆、章宗祥被家乡父老开除籍贯之先河。
　　却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带去了一位翻译张德彝。这位张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外语学院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此前就已到过欧洲三次，其中有一次是作蒲安臣使团的随员。此后又出国四次，官至驻英大使。死后有人挽之曰：
　　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着述连篇累续，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比起上面那副来，这对联写得真差劲。不过由此可见，张德彝与郭嵩焘的毁誉判然而别。正因为如此，该同志的见识与郭嵩焘自然也就判若云泥。今人读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仍不得不惊叹其见识之超前，在短期内即能洞见西洋文明乃至民主制度的优点，无怪乎要在国内变成千夫所指。而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则专记琐事，读来味同嚼蜡。
　　这也难怪，翻译出身的外交官，能有什么水平？京师同文馆与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差不多，只教外语，国际法乃至起码的社科常识是不教的，要不怎么会出李肇星那种外国无、中国有的尤物？这张德彝大概比李大牙还有点学问，起码人家的国学水平不是李肇星可以梦见的。例如他在伦敦初见大雾，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日戊戌早，大雾沉沉。内藏毒气薰蒸。按《博物志》内载：冒雾行三人，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无恙者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焉。凡冒雾出行，必先饮数杯，酒气上蒸以敌雾气，理或然也。以告同人，咸以为是。"这是什么意思涅？他见到大雾，以为是瘴烟蛮雨，中人立毙，于是赶紧查书，在晋朝人张华写的志怪小说《博物志》中看到，有三个人冒着雾气出行，一人无恙，一人生病，一人被毒死了，无恙者出门前喝过酒，生病者吃过饭，而死者空腹。因此，若要冒着毒雾出门，必须先饮酒数杯，酒气涌上来就能敌住外面的毒雾。他告诉同伴，大家都以为然。
　　今天的人看来都觉得荒诞不经，但那是因为鬼子给咱们带来了教育。过去的私塾书院只教四书五经，相当于后世的政治课，与传授智识无缘，既不教小学的算术、自然、地理等科目，更不教中学的数理化生，这些都是后来才引入的洋货。同文馆教的也就只是外文而已，懂了外文，依然是李肇星那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科盲。具有这种知识储备的同志，遇到未见过的自然现象，当然只能去查阅中国的《山海经》、《博物志》一类"学术专着".得出那科学结论来毫不足奇。
　　他在游记中介绍的某些英国风俗我也闻所未闻：
　　"外国虽不论地理风水，而间有忌讳者。如英俗与人同席戒递盐。因数百年前有主仆共桌而食，主欲用盐，皆仆人递也。又小儿出门有忘物回取者，禁其入门，父母必亲为送之。其意不欲半途而废也。"但早在19世纪，英国保护动物就做得相当严格了。据他介绍：
　　"伦敦之保养牲口会约定不得加力鞭马，一马应拽若干斤不得逾其数；马有疾即须疗，不得再用。倘有不遵，一经巡捕查出，定即执讯受罚。"这倒不是上面说的那些靠不住的英国习俗，盖他的上司副公使刘锡鸿也有类似记述，说郭嵩焘与他乘车外出，要车夫鞭马，车夫却拒绝了，说那为法律禁止。
　　不过，张德彝的游记虽然无聊，却也记述了某些趣事，其中洋人如何惩治"洋义和团"的轶事颇有意思。
　　第一次是他们在赴英途中船上遇到的风波。有个英国人名叫赖尼，在香港上船后就嫌华人"污秽嘈杂，令人寝食不安".当天晚餐时，竟然不准华人往来（估计是不准华人进出餐厅），"违者以面包击之".仆役告诉英国译员马清臣（又名马格理，也是使团随员）。马格理去向他交涉，他解释了发火的原因，并质问马格理为何多管闲事。马说，我是中国公使的翻译，岂能不问？那人"怒出恶声",马格理就向船主告状。船主责之曰："同船共济，不分中外。如再不悛，到亚丁时送汝登岸可也。"警告他不许在船上搞种族歧视，若是怙恶不悛，船到了亚丁港，就要把他赶下船去。
　　其实华人"污秽嘈杂，令人寝食不安"之说，并非厚诬之词，而是代代相传的优秀民族传统。据着名戏剧家齐如山先生说，光绪末年，他将二十多名华工经西伯利亚大铁路送到法国巴黎去，沿途根本不敢带他们到车站饭店去吃饭。他开头也曾带了一两个人去试试看能不能吃，但"他们一吃饭，是'特儿喽、特儿喽'的山响，刀叉池响的更凶",而且吃得特别多。于是齐如山只好为他们买食物，让他们在车上吃。即使如此，他也觉得很狼狈，因为"每人每顿约吃五个两头尖的俄国面包。共二十余人，每天一顿点心两顿饭，约须买两百多个面包，一次买这许多，固然不容易，且也怕人看着可笑，于是设法零买，每站买若干，然而同车的乘客无不笑者，问我，你们怎么吃这么多？"这也罢了，最让他觉得丢脸的是同胞的卫生习惯："最伤脑筋的是大便。北方乡间，绝对不会坐着大便，尤其没见过外国的抽水马桶，都是蹲在上头，火车又摇动，拉的各处都是屎，还得替他们擦洗，便桶里的水，只能洗里边，且水亦无多，每到大站，总要打水，好在自己有大水壶，一次，我告诉大家必须留神，以免贻笑于人。一工人曰：'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你这句话，你自以为很有理，可是由此更可知道，你对世界上的事情，是一毫不知。西洋人大便，有坐着的习惯，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把大便拉到外边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而有这种毛病，你说他们不知道，其实果能知道是谁拉的还好，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干的，那是你一个人丢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要说是中国人拉的，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得跟着你丢人，再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说是中国人，那就全国都跟着我们丢人。'"今天的国人当然不会再蹲在马桶上了，但优良传统仍然保留了不少，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自不必论，在旅馆、饭馆的举止也不敢恭维。前些天芦太的髪小去欧洲"深度游",回来后满腹牢骚，在电话里跟她说，在国外根本无法吃饱，全靠带出去的咸菜就着街上买来的食物充饥。据说在酒店里吃自助餐，同行的游客一筷子下去，二三十片bacon就没有了，桌上的水果也被他人张开提包，兜底倒入。即使不是自助餐，也绝对抢不过同桌的游客，云云。总而言之，还是老明那句话："富倒是富了，就是有点贼样。"前段香港人民举行反华示威，高呼"中国人滚回中国去",我看也就是这优秀的民族传统引来的自然反弹。
　　另外一桩种族歧视案件则闹上了法庭。公使团租下了Portland Place 45号，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使馆，估计也就是孙文所谓"伦敦蒙难"时被囚禁的场所（至今中国使馆仍在那条街，但门牌号码不同。45号现在是肯尼亚使馆。也不知道是门牌号码更动过，还是使馆搬了家），租金每月105镑，合库平银367两5钱，还挺贵的。但估计物有所值，盖据张的描述，"楼四层，每层间数不等，间间整洁，器皿齐备，帘帐陈设，床榻炉灶，虽朴素，甚为壮观。"某日，使馆的仆役阿毛与阎喜入市采买，"途次忽遇一醉者，以肱戏击阿毛之头，帽既落而身亦跌。阿毛误疑阎喜，势将用武。有四行人将醉者捉来，即令巡捕扭送官厅禁锢"--阿毛被醉鬼打倒在地，怀疑是同伴恶作剧，正要与之动武，过路的英国鬼子把那醉汉抓住，交给警察，送到警察局关了起来。
　　次日，马格理带着阿毛和阎喜到"美尔衙门"对质。张德彝解释说："美尔者，乡长也。英例：地方公事，皆乡长治之。"所谓"美尔",应该是mayor,是市长而非乡长（英国好像也没有什么乡长） .但市长并不管司法审判，审理此类轻罪的是Magistrate's court,现译为"治安法院"或"裁判法院",不实行陪审团制，由一名至三名法官裁决。那抓捕醉汉的四位过路人也到庭作证。
　　醉汉说，他是喝糊涂了，因而"误打华人".阿毛、阎喜与那四位过路人都说，阿毛此前并未招惹那醉汉。此时法官遇到一个有趣的难题：鬼子法庭上但凡听取证词，都要令证人手按《圣经》起誓。完成了这个手续后，法庭才具备了追究证人可能犯下的伪证罪的资格。但中国并无此种习惯。于是法官翻了半天各国律例，说，根据中国法律，证人应该手持一个瓷盘跪在地上，以手指天，表白自己说的是真话，然后再把瓷盘扔在地上打碎，再发誓说：若我说了谎，12个小时后就会受到报应，就跟这瓷盘的遭遇一样。
　　使馆翻译马格理是在华居住多年的中国通，知道中国并没有这种法律。但他说，这虽非中国法律，也不妨服从。于是就叫阿毛和阎喜跪在地上发了誓。法官判道，案犯名叫布里，46岁，铁匠。中国公使刚刚才驾到几天，他就敢乱来，理应从重惩处，罚他监禁四个月，以警将来，同时还要登报，让公众都协同保护使馆的随从人等。
　　马格理觉得处理还比较公道，于是就酬谢了那四个过路人，每人给了一个银元，带着阿毛等人回来了。郭嵩焘为此照会英国外交部，代那醉汉说情，"请以其醉戏宽之",却被法官拒绝了。
　　看了这段逸事，不由得想起了在拳乱中被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与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老芦才疏学浅，不知道使馆的仆役是否也享受外交豁免权，但克林德与衫山彬则绝对享有豁免权。 "戏击"了中国使团仆役的头的英国醉汉被本国同胞扭送警察局，蹲了四个月的监狱，而杀害了外交官员的中国好汉却成了民族英雄。这种相反的道德观与法律观，是否证明了"华尊夷卑",中华文明高于西方文明，而中国特有的价值观高于普世价值观？